清末怪事,主战主和都被杀

1900年，庚子年。

那年七月初三（公历7月28），京城菜市口杀人。

杀两个高官：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和在总理衙门办事的太常寺卿袁昶。

总理衙门，就是后来的外务部。侍郎和太常寺卿是二、三品部级高官。

他们丧命也是因为一个多月前，朝廷连开四天朝会议事：一是怎么对待义和团，二是怎么对付各国。

二者又是一回事，义和团要灭尽洋人，洋人要出兵干涉。对义和团主抚，就是对洋人开战；对义和团主剿，就是别跟洋人开战。

大多数人主抚义和团、和洋人开战。许景澄和袁昶反对。

最后，朝廷决定少数服从多数，向洋人宣战，干掉反对者。

少数派里还有三个：兵部尚书徐用仪、户部尚书立山、内阁学士联元，十几天后也被拉到菜市口杀了。

两个尚书大概相当于国防和财政部长，是一品大员。徐用仪是老臣，74岁了；立山和联元还是旗人。

这五个人后来合称“庚子五忠”。

当然，五人中主要还是许景澄和袁昶。

许景澄做过驻俄、驻德公使，在外十几年；袁昶从总理衙门章京干起，当过相当于常务副省长的布政使，又调回总理衙门。

两人都是当时少有了解世界的高官，许景澄甚至被称为曾纪泽后第一人。

义和团兴起，夹杂着中外矛盾、官民矛盾、民教矛盾，又远不止于此。

要说背景，有甲午战败后巨额赔款、经济社会凋敝，有德国强租胶州湾、本地民不聊生，有天旱不雨、庄稼绝收，也有这两年戊戌变法、己亥立储带来的朝局变动。

我们不能苛责普通百姓的朴素感情。但不管怎样，1900年的局势，一片混乱。

局势走到朝会时，已经没有妥善解决的可能。无论和洋人开战，还是剿灭义和团，都不好办。前者当然是打不过，后者已经失去了时机。朝廷本就不应该让局势发展到这一步。

在国家危急和混乱之际，朝廷和主政的大臣们，应该有清醒的头脑，从国家利益出发提建议、做决策，既不能头脑冲动，也不能夹带私利。

支持向洋人开战的诸大臣，除了不分青红皂白反教反洋、头脑僵化的，大多有个人目的：或揣摩上意，迎合太后；或借此投机，以图晋身；或打击政敌。

比如，在1900年初（农历还是己亥年）的己亥立储中，端郡王载漪的儿子溥儁被立为大阿哥。载漪当然希望光绪被废，而洋人更支持光绪。

军机大臣刚毅、体仁阁大学士徐桐等人极端排外，崇绮和徐用仪有仇。

这是最可怕的。表面看一个个壮怀激烈，实际上心里有小九九。就连慈禧太后，决策时也夹杂了帝后之争的私心。

许景澄和袁昶等五大臣力陈“奸民不可纵，外衅不可启”，反对和各国开战。

但朝廷开了四天朝会后，信心满满，五月二十五日（公历6月11）颁发诏书，向英、美、法、德、意、日、俄、西、比、荷、奥匈十一国宣战。

诏书说：“无论我国忠信甲胄，礼义干橹，人人敢死；即土地广有二十余省，人民多至四百余兆，何难翦彼凶焰，张国之威?”

意思是，咱们人多、地方大、道德水平高、胳膊根儿硬，还都不怕死，这些番邦外国架得住我们一击？

义和团的揭帖，更有意思。下面是流传最广的一个揭帖：

神助拳，义和团，只因鬼子闹中原。

劝奉教，真欺天，不敬神佛忘祖先。

不下雨，地发干，都是教堂遮住天。 女无节义男不嫌，鬼孩不是人所产。 如不信，仔细观，鬼子眼珠俱发蓝。 神也怒，仙也烦，一等下山把拳传。 焚黄表，生香烟，请来各洞众神仙。

不用兵，只用拳，要杀鬼子不费难。 烧铁道，拔电杆，海中去翻火轮船。 大法国，心胆寒，英美俄德哭连连。 一概鬼子都杀尽，大清一统太平年。

配上快板听，有没有点“吓跪了”“吓尿了”的味道？不过，至少压韵……

愿望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

六年前，日本一国就把清军打得满地找牙。现在对十一个国家开战，

那些下界的神仙要管用，为什么不早点出山？黄海海战时，往海里一指，什么吉野、松岛、浪速、千代田、西京丸，还不统统全完？

朝廷觉得“民气”可用，反过来又推高了这种“民气”。双方互相鼓励、纵容、欺骗着，虚火越来越高，最后搞不清到底是拳民神功厉害、朝廷才敢向洋人宣战，还是朝廷想向洋人宣战、所以觉得拳民厉害？

结果，没乱了洋人，反乱了自己。所谓“民气”可用，不过是虚妄的神话。

如果“民气”如此可用，为啥八国联军攻打京城时，老百姓帮着带路、往城墙上架梯子？

《清史稿》说：清代优礼廷臣，罕有诛罚。有清一代，除杀贪官外，很少因政见之争杀重臣。

这次朝廷连杀五个高官，一是赌气、二是泄愤，三是杀鸡儆猴。

杀许、袁在天津失陷后，杀徐、立、联三人在北京失陷前。

杀不了洋人，还杀不了“向着”洋人的二毛子、三毛子？

杀他们，不是因为他们错了，而是事实证明他们对了、上面错了。

这和袁绍杀田丰是一个道理。

五大臣他们是部级以上高官，是进入决策中枢的人，或者说，他们是既得利益者。

如果他们不说话，或揣摩着太后的意思说，可以继续高官厚禄。但他们，特别是许、袁二人，因职责所系，本着良心说了实话。

说实话的代价惨重：高官厚禄没了，性命没了，名声也没了。

对士人来说，就算不怕死，也很在意名节。因为“替洋人说话”被杀，会受到民众和舆论唾骂，留下“汉奸”的千古骂名。

许、袁不惜被骂成“汉奸”，也要尽本分和责任。

他们是外交官，外交官就要尽最大努力以和平方式维护国家利益。

无论哪个年代，外交官都应该是国家中最理性的一群人。别人可以喊打喊杀，外交官不行，因为你的分工就不是干这个的。

国家有军人做拳头，就要有外交官做头脑和嘴巴。军人用武器死战维护国家利益，外交官就要用理智死谏维护国家利益。

煽动民众的狂热容易，冷静分析形势才难。

许景澄和袁昶直到临刑前都很冷静，对话“如平时，颜色不变”，大有从容就义之意。

袁昶对家人说：今日言亦死，不言亦死，与其死于乱民之手，曷若死于司寇，苟死而朝廷顿悟，吾无憾矣。

徐用仪等三人被杀三天后，八国联军攻进北京，慈禧带着光绪仓皇西逃，到西安才止住脚。

仗打败了，自然要听洋人的。在“辛丑条约”中，除赔款外，重要的一条是惩治“祸首”：

庄亲王载勋、工部右侍郎英年、军机大臣赵舒翘赐自尽；端郡王载漪、辅国公载澜发往新疆；军机大臣刚毅已病故，体仁阁大学士徐桐、巡阅长江水师大臣李秉衡已自尽，免除处罚。

最惨的是山西巡抚毓贤、军机大臣启秀、刑部左侍郎徐承煜，都问斩。

许景澄和袁昶被杀时，正是刑部左侍郎徐承煜监斩，洋洋得意。

没想到天道轮回，一年后，徐承煜在同一个刑场被处决。

他们生前政见对立，最后殊途同归，不能不说是一种讽刺。

许、袁等五人，要靠洋人要求，他们所守护的国家和朝廷才给平反昭雪，不能不说是更大的讽刺。

宣战诏书说：“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

气势倒是很盛，但嘴炮不管用。

以当时的国力，一国挑战十一国，未战雌雄已分，最后不过是勉强“苟且图存”，真是“贻羞万古”了。

其实，主战或主和不是关键，关键是战要有战的实力，和要有和的策略；更关键的是，战与和都是手段、不是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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