妹妹,和妹妹的爷爷

棒棒从小就比我高。两岁的照片上,她那副眼,像牛眼一样又大又亮。

棒棒在陕西合阳县出生,也在那儿长大,我自打出生起就待在四川。20年了,我们大约能在每年过年时见上一面。

棒棒的爹是我爹的亲弟,哥俩感情好,我和棒棒也就自然亲。

每年过年回去,躺在家里的炕上,闻着窗外飘进来的烟火气,她掰着指头给我数着这一年县里发生的事儿。

讲着讲着,我累了。棒棒凑上来刨醒我:“姐,姐!你不能fèi(睡),你咋这快就乏咧?”我摆摆手,那晚的故事到那里就被我掐断了。

第二日清晨,醒得早,我俩裹上棉衣,趁太阳还没烤化泥路上的冰渣,往姑姑家的理发店走去。

姑姑的理发店,在另一个村里。

路两旁,净是大风呼啦啦扯着衣领和帽子,有时能在路上遇到村里的熟人开着车和我们同向走。棒棒认识,我不认识。

坐了人的车,棒棒上车就是一句:“叔,这是我姐。”人回:“党力家滴娃咩?”“对滴嘛!”

小学那会儿,过年回陕西走亲戚,觉得新鲜十足,和棒棒手拉着手,穿着新袄子,东家门进西家门出,最后一人拿了20块压岁钱,净是些一块、五块的票子,亮新新的。

棒棒瞅我一阵失落,忙给她外婆家去个电话:“婆,我明儿个来,我姐也要来,压岁钱准备双份的!”

正月初三那天,我俩去了她外婆家,领了压岁钱,吃了饭,下午往回走。路上我跑野了,一个劲儿往前冲,一个回头,身后的路上只有车走带起的漫天雪粒,棒棒和三娘都不在了。

我一下子慌了神,只好压着日落的光使劲儿往前跑,进了个村儿。

那时我不知道这就是奶奶家的村子,天快黑了,我抓着一个叔叔就问:“叔,你知道党力家咋个走不?”

亏得他熟悉我家:“直走,然后朝东,过去就到咧!”他的手指着左边。

我顺着叔指着的方向走,踩了一脚泥,心里默念:“数学老师说了,上北下南,左西右东,东边,应该往右才对,可那叔叔,怎么指着左边?”

我直走过去,到了岔路口开始犹豫起来,那时天已经全黑了。

右手边的荒草丛里来了3条黑色野狗围着我转悠。转悠了几分钟,大概是见我也饿得前胸贴后背,没有多余的食物给它们,就走了。

狗一离开,我拔腿就往左边跑,跑着跑着,就见着了邻居家的大红灯笼,在日落后的冷风里熏烤着横批上“阖家欢乐”4个崭新的大字。

钻进奶奶家的铁门,大人们都焦急地等着。

三爸见我丢了,对着棒棒一通数落,棒棒那眼泪,就像黄河的水一样哗啦啦地流个不停。

后来的事儿我都不记得了,甚至不记得我走丢的那个晚上,大人们在小屋里等着的时候,爷爷是不是在那炕上躺着。

爷爷病了太久,久到我甚至不记得他背着手走在路上的样子,不记得他跟我认真说话的样子。

这些记忆都在我的脑海中停留得太过短暂,那条蜿蜒的记忆绳索那头,拴着生病的爷爷,和他与我相望时无处落脚的双眼。

每年回到陕西,有棒棒的东西就一定有我一份,衣服是一样的,奶奶纳棉鞋也会给我俩做一样的款式,姑姑会说:“来家里,给你俩整火锅。”

在每年为数不多的日子里,我们俩总是一模一样出现在大家面前。

10多年过去了,过年也不再一定会穿着新衣服,奶奶纳棉衣、棉裤也都没了我俩的份儿。在大人眼中,我们已经“长大了”。

这么久以来,我终于发现这个“一模一样”的妹妹于我而言最不同的部分——故乡在她眼里的样子,与我是不同的。

她小时便与爷爷相伴,我要依赖着她的讲述,在心里还原出爷爷的模样。

爷爷是去年12月离开我们的。那时,棒棒在长沙念书,家里商量了许久,还是没让她回。

她在电话那头哭:“姐,我想回去见爷爷最后一面。”我也哭,但我们哭着的,是不一样的爷爷。

最后,我和爹妈,还有来成都办事的姐姐,一起回去送了爷爷最后一程。

爷爷走后两个月是新年。按传统,我们一家人又回了陕西。用父亲的话说:“家里易主了,得回。”

送爷爷的12月里,伴随着唢呐划破天的声响,四处都敲着锣子。跪在地上磕头时,身后的音响卖力地唱着。台阶上,站了许多搓着手看热闹的乡亲们。

人来人往。那几日,出入家门的人太多,光踅面,都吃掉了五六千块钱。

那样的日子,是来不及难过的,甚至你都没反应过来。过年再回,才发觉爷爷是真的离开了。

见了棒棒,我俩相视。我们都没有爷爷了。

新年里的夜晚,炮声过了,我们偎在棒棒卧室的大床里,像许多过去的日子那样聊着天,聊着我们的爷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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