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朋友争论，说等待之待不是形声字，而是会意字。
这个说法的确值得商榷。
待字，还真是形声字。
《说文》：待，竢（俟，si）也。从彳（chi），寺声。
这是说，待是形声字。彳为形旁；寺为声旁。
《荀子.成相篇》：治之志，后埶（势）富，君子诚之好以待。《康熙字典》注：待，叶时吏切。音侍。
魏文帝曹丕《浮海赋》：众帆张，群櫂起，争先逐进，莫适相待。《康熙字典》注：待，叶直里切。音峙。
侍和峙，也都是形声字。
同样，诗恃持畤秲庤時痔，还有等和特，都是形声字。
不可思议吧！
形声字，是汉字造字之初的主要方法——即由两个以上的独体汉字组成合体字，表义的部分为形旁，表声的部分是声旁。
上面所列的这些字，按照段玉裁的《六书音韵表》之古韵十七部，均在第一部。部即韵部。
具体来说，根据段氏的《古十七部谐声表》，上述字各自发音有些微区别，但又谐音，读寺声時声史声止声等等。
等等之等，古音读止声。
段氏《说文解字注》曰：等，古在一部。止韵。音变入海韵。音转入等韵。多肯切。
待，现代汉语读dai，也是音变音转的结果。
古汉字的音变音转，与方言有关，大多从春秋战国时期就开始了，最后接近于现代汉语的读音，是在隋唐之前。
还以待为例。《唐韵》注为徒在切。《集韵》《韵会》《正韵》注为荡亥切。这均与现代汉语的读音十分接近了。但有些地方，仍读为叶徒帝切或徒奇切，音兑。
古人，将两个字同韵，叫作叠韵；将声母相同，叫双声。
双声叠韵，是汉字汉语发展及组词的内在规律。
比如，等和待，原为叠韵。后来，又成为双声。
这与其字义变化有关。
待之本义是竢（俟），即款款而行之貌。款待一词，由此而来。款款而行或有相遇，因此待又引申有遇之义，遂有待遇一词。
段玉裁说：待，今人易其语曰等。
《说文》曰：等，齐简也。从竹、寺。寺，官曹之等平也。段玉裁《注》：齐简者，叠简策齐之。如今人整齐画籍也（按：所谓整齐划一，原该是整齐画籍）。引申为凡齐之称。凡物齐之，则高下历历可见，故曰等级。
使之齐，这是等字本义。于是，等表示类相同一样。
又由此，引申为不齐，即段氏所云等级；引申为台阶；引申为比较衡量。
等候等待，是使之齐的另一种表达，亦属引申义，当使用于唐以后。
唐路德延《孩儿》诗云：等鹊潜篱畔，听蛩伏砌边。
金韩孝彦撰《四声海篇》：等，候待也。
此时，等已音变音转为读deng。《四声海篇》注：登上声。但是亦有地方读dai，与待同。
就是说，唐及以后，等和待的声母，都音变音转为d了，组成等待一词，即为双声。
段玉裁研究过这种音变音转的规律，说古音第一部和第六部此类情况最易发生，不详赘述。
段氏还解释了许慎所说的（等）从竹、寺。寺，官曹之等平也。其曰：说从寺之意。寸部曰：寺，廷也。有法度者也。故从寸。官之所止九寺，于此等平法度，故等从竹寺。从竹，前面讲过了，是叠累竹简书使之平。
段氏说，从这个意义上说，等又是会意。
形声加会意之字并不少见，如藉字。
从段氏上面这段话，又可说到汉字训诂的右文说。
所谓右文说，是讲形声字的偏旁兼有意义。
通常，形声字的右侧为声旁或曰声符。右文说解释了一个规律——形旁，只能将形声字归其类，如钅木氵灬土等等，而字的含义，却取决于声旁声符。
最早发现这一规律的，是西晋杨泉。其在《物理论》中举臤（xian）为例说：在金石曰堅，在草木曰緊，在人曰賢。千里一賢，谓之比肩。他的意思是，上述三字，皆由臤得声，且字义上有共同特点。
宋代，王圣美等人明确提出了右文主张。《梦溪笔谈校正》载——
王圣美治字学，演其义以为右文。古之字书皆从左文。凡字，其类在左，其义在右。如木类，其左皆从木。所谓右文者，如戋（jian），小也，水之小者曰浅，金之小者曰钱，歹而小者曰残，贝之小者曰贱。如此之类，皆以戋为义也。
其时，还有王观国、张世南等人，亦以右文释义。这几人皆认为，右文，是词义的基础。
此说，的确反映了一部分汉字的情况。
比如，栽裁载䴭（cai）等字，小篆中都有才字，亦以才得声。同时，这几个字，也均含有初始之义——栽是筑墙长版，有初始筑墙之义；裁是制衣之始；载为乘车行路始初；䴭为酒母，示做酒开端。
不过，王圣美等人之说，又有严重漏洞——一是无法解决非形声字的声训问题；二是不少形声字并非同源，其声旁或曰声符只表音而与义无关，即便同源形声字字义，也不能一概而论认定其字义来自右文。
至清代，扬州学派代表人物黄承吉，将右文说大大完善了。他提出了字义起于右旁之声的理论，纠正了宋代王圣美等人学说中的错误核心。
他提出：六书之中，谐声之字为多，谐声之字，其右旁之声必兼有义，而义皆起于声，凡字之以某为声者，皆原起于右旁之声义以制字，是为诸字所起之纲。
他又说：是以古书凡同声之字，但举其右旁之纲之声，不必拘于左旁之目之迹，而皆可通用。并有不必举其右旁为声之本字，而任举其同声之字，即可用为同义者。
尽管其说有些绝对，但他所言右旁之声对于形声字的字义所起的作用，的确上升到了语言的高度，比王圣美等人的右文说，有了质的飞跃。
用他的观点来解释痔字，最可说明问题。
痔，初看起来就是单纯的形声字，难以其右文之寺解释其义。但如果按照许慎对等字的解读——寺，官曹之等平也，就很好理解了。
《说文》云：痔，后病也。这说的是现在理解的痔疮。
而《增韵》曰：痔，隐疮也。《释名》：疮，戕也。戕毁体使伤也。 张衡《西京赋》注疮痏：谓瘢痕。
可知，痔也是形声加会意——因病生疮而使肤不平。
可举的例子很多，比如特，最早不仅因寺得声，且据寺而有比较大小、轻重以致公母之义。
前面说到的诗恃持畤秲庤時痔，包括待，都因寺而得声，并包含有寺之含义。限于篇幅，不遑述及。
黄承吉改造后的右文说，将汉字训诂的三大方法之一的因声求义，大大推进了一步。另两种方法是据形说义据文证义。
在黄承吉之后，近人刘师培、沈兼士、杨树达等大家，对右文说又有专论。尤其是沈兼士，提出把声训与右文结合起来推导语根及其分化，以右文来弥补古代声训之不足，这是对右文说的又一次新发展，把此古老学说推至了新高度。
自然，声旁声符之表义，不能绝对化。也不是绝对的，只可说据此为多，不能说凡、必、皆。因为，汉字，太深奥、太悠久、足够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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