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鼎，可说是我们当代最熟悉的古代文物。从鼎而来的成语也不少，一言九鼎、问鼎中原和三足鼎立，这些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成语故事。从古至今，鼎文化一直不断发展，关于鼎的历史传说层出不穷，鼎为何能如此深入人心？且让我们一探鼎的前半生，看鼎在上古文化发源期中，是如何奠立基础，而后能成为一个跨越时空的文化符码。

考古所见之鼎

目前考古发掘中，距今最早的青铜鼎，是出土自河南的偃师地区，年代约公元前十八至十七世纪。青铜鼎的前身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陶鼎，从陶鼎到铜鼎，材质的不同意味着科技技术的突破。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开始用火，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人们逐渐掌握窑炉、鼓风的技术，能以六百度以上的高温，将土烧结成陶，成为饮食的器皿。进入青铜时代，在制陶的基础之上，进一步从矿石中提炼出铜、锡金属，熔铸成青铜合金。

世界各古文明从石器时代进入青铜时代的时间不一，黄河流域大约在公元前十七世纪跨入青铜时代，被视为西方文明源头的两河流域，则在公元前二千多年便已迈入青铜时代。青铜这种当时的「高科技\"，在各地普遍被用来制作战争中的兵器与盔甲，是一种战略资源。这些耗费大量人力、物力的高科技器皿，自然不是一般人日常使用，而是专属于贵族的祭祀礼器，用以沟通神、人，同时彰显拥有者的身份地位。

在考古发掘的青铜容器中，除了烹煮的铜鼎，还有爵、斝、盉等饮酒、温酒或盛酒的器皿。在此青铜器的萌芽阶段，表面装饰均十分简单。铜器的造型虽承袭自陶器，但金属具有延展性，而且不易断裂，因此工匠能够作出更加自由、更富于变化的造型。以二里头的爵为例，最早的铜爵明显是模仿自陶爵，不过工匠很快便熟悉青铜的物理特性，能够制作出修长、富有曲线的铜爵，线条如此修长的爵在陶器是难以达到的。

河南偃师地区考古发掘是否能证明鼎发源于夏朝，学者有不同的意见，短时间大概也无法解决这个争议，不过河南偃师出土的鼎证明其与商文明的延续是没有问题的。商代继承二里头青铜礼器的发展，继续扩展礼容器的类型，特别是酒器。至商晚期，贵族礼仪中使用的酒器包括：盛酒器、温酒器、调酒器、饮酒器。其中觚与爵的数量与组合，更用来区分贵族身份阶级之高低，十觚十爵代表最高等级的贵族，商王武丁的王后妇好便拥有数套十觚十爵的组合。

商代开始出现体积巨大的铜鼎，高级贵族墓中经常会有一个烹煮大型牺牲的大鼎，再搭配数量不等的小鼎。河南安阳殷墟商代国王陵墓虽然早已被盗一空，但陵区仍出土丰富文物。其中一座陵墓的墓道上，便出土装饰牛头与鹿头的方鼎各一，器内搭配有象形铭文\"牛\"与\"鹿\"，描绘的可能就是烹煮其中的动物牺牲。\"牛鼎\"与\"鹿鼎\"的体积均不小，高度分别为73.3、60.9公分，重量则有110、60.4公斤，均属高等级的大型礼器。

截至目前为止最大、最重的鼎是\"后母戊方鼎\"，高133公分，重达875公斤。这件鼎也出土自河南安阳殷墟，拥有者是商王武丁的王后。这件巨鼎有个传奇的故事，民国二十八年发现时，正值中日战争期间，为了避免大鼎落入日本人之手，主事者原先想把这件巨鼎大卸八块，运到安全之处。才把鼎耳切割下来，便发现这个工作比想像中困难，于是决定就地掩埋。至民国三十四年战争结束，才又掘出，收归安阳县政府。后来\"后母戊方鼎\"被运到北京，成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永久典藏。

古代时期的鼎文化

商代的鼎以巨大的体量展现拥有者的身份，西周的鼎则是以数量来规范贵族的身份等级。周王的陵墓至今尚未发现，不过从周原贵族的传家宝与各地诸侯的墓地可知，西周建立伊始，酒器便开始衰微，至西周晚期鼎、簋为主的食器组合正式成为身份的象征。鼎用以烹肉，簋则盛装谷类。一般多认为，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卿大夫五鼎，士三鼎。不过先秦礼书的记载不一，实际的使用也没有这般严明规整，各诸侯国之间有出入，随着时间也有变化，如：山西曲沃西周晚期晋侯墓有七鼎六簋、五鼎六簋、也有五鼎四簋。这些鼎多半样式相同，大小相序，称为\"列鼎\"。

春秋晚期大鼎再次出现于高级的贵族墓葬中。山西太原发现的赵卿墓，墓主是当时晋国的实际掌权者，墓中陪葬七鼎，以及一个大鼎，高93公分，重220公斤。这种特大的鼎便是史书记载的\"镬鼎\"，用来烹煮大型牺牲。湖北随县的曾侯乙墓，墓主是曾国国君，以九鼎八簋的规格陪葬，墓中也出土一对大鼎，高64.6公分，重54.8公斤，内部各有半架牛骨。赵卿墓或曾侯乙墓的陪葬规格，或许有人视之为僭越：赵卿以卿用诸侯之数，而曾侯乙则以诸侯用天子之礼。

所谓的僭越，不妨从技术与资源普及的角度重新思考。作为高科技的青铜资源与技术，是青铜时代的战略资源与彰显身份的威望财，铜矿与技术工人必是争夺的对象。武王克商，接收商人作坊与工匠，想必也掌握铜、锡矿的来源。至于西周各地的诸侯，至迟在春秋早期也已掌握矿源与技术，能够自行铸造铜器，使得青铜礼器在风格与技术上，开始出现明显的地域差异。当中最值得一提的是晋国，它在山西侯马拥有一片铸铜作坊，至春秋晚期成为北方重要的铸造中心；南方的曾、楚等国必定也有大规模作坊，供应楚系国家的兵器与礼器。各国自行铸造青铜器的结果，除了充实兵器，增强国力，也使青铜礼器变得更为普及，稀释其尊贵性。就在青铜礼器光环逐渐消失，周天子地位备受挑战的春秋晚期，鼎的传说开始发展。

历史传说中的九鼎

我们熟悉的\"问鼎中原\"成语，来自春秋晚期《左传》的一则记载。春秋中、晚期，楚国逐渐壮大，在一场军事胜利之后，志得意满的楚庄王派人向周天子问鼎的大小轻重。周王的使者王孙满答以：\"在德不在鼎\"，接着又说：\"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意思是说周的国运虽然衰落，但周天子是上天所命，天命没改，鼎的轻重岂是他人可以随便问的。楚庄王所问的究竟是什么鼎？为什么要问鼎的大小轻重？

原来传说中鼎最初的原型，是夏禹所铸。传说禹治洪水，定天下之后，九州贡金（铜），禹于是铸了九个鼎，作为天下的象征。后来夏桀暴乱，鼎于是转移到商，商纣暴虐，鼎又转移到周。后来秦灭六国，九鼎竟然飞入泗水。秦始皇过彭城（今江苏徐州）使人入水求鼎，就在鼎即将被捞起的刹那，空中出现一条龙将绳索咬断，鼎再度没入水中，再也无迹可寻。秦始皇\"泗水捞鼎\"的故事在汉代可能相当流行，山东嘉祥的东汉武氏祠石壁上便浮雕着这个故事。

这显然是一则政治寓言，批判秦不得天命，不过中国历史上相信九鼎的统治者还不少，王莽、武则天、宋徽宗，都曾经铸造九鼎，宣示自身政权的合法性。王莽与武则天是篡位者，而宋徽宗则是在偶然的机会中继承皇位，他们似乎都想证实自己的统治是天命所归。

鼎文化的现代复兴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走过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鼎的传统政治象征又再次被复兴。1995年，为庆祝联合国五十周年，中国赠送了一座\"世纪宝鼎\"以为纪念。这件鼎通高260公分，重1.5吨，设计顾问是已故的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其底座上有五十六条小龙，象征中国五十六个民族，各个都是龙的传人。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北京在香港立了一个\"香港宝鼎\"，作为北京政权的象征，1999年澳门回归时亦然。2000年之后，为庆祝各少数民族自治区成立五十或六十周年，国家致赠各自治区一座大型的\"民族团结宝鼎\"，「民族团结宝鼎\"召唤夏禹之时九州贡金的四海升平一统象。只是二十一世纪这一系列的「民族团结宝鼎\"，实质上，\"民族团结宝鼎\"都成为中华民族团结，并且一起努力奋斗，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愿景的象征。

大鼎经常受到统治者的青睐，而被赋予强烈的政治意涵。但有一种鼎，体积也不小，存在于日常生活的周遭，如此之普遍，让人几乎没有察觉到它的存在，这便是香炉。在中国各地，无论佛寺或道观，不管规模大小，前庭必定立着一座插香的大铜炉，藉由线香的白烟袅袅，将信徒的祈求上达天听。这些寺庙香炉的原型也是商周古鼎。

从上古烹肉的鼎变成烧香的香炉，这个巨大的转折发生在宋代，从此定型，鼎形香炉一路在庙宇中默默地屹立。这些香炉多半放在室外，为了遮蔽风雨，上方经常加设鼎亭。由于定点不需移动，把手经常作成飞龙造形，都是因应新功能而调整的设计。广受统治者青睐的九鼎传说与政治象征，可说历久弥新，至于民间庙宇香炉，更是在当今时代蓬勃发展。

结语

鼎作为最能代表青铜时代的器物，不仅贯穿了整个商周时代的始终，也贯穿了整个中国历史，从古至今，鼎已经成为一个代表华夏文化的存在。鼎最开始只是一件古人进行炊饮烹制或者祭祀时用到的的器具。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在春秋时代，鼎被附加了更多的政治内涵，像前文所述的问鼎中原、天子九鼎都是出自这个时期。鼎同时也是古代尊贵的社会地位的象征，例如著名的词语\"钟鸣鼎食\"，形容富贵人家的奢侈排场。后来，鼎更多的时成为一个文化符码，人们赋予鼎更多的文化内涵，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根深蒂固的一部分。

鼎文化，这一承载我们民族记忆的文化符码，无论是过去还是将来，都会被我们华夏民族继承和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