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的清皇室后代名人有溥佐、启功、金启等几位，溥佐先生辈份高，居天津，一次宴会上蒙他作陪，问我满人“吃老米”是怎么回事，我则请教，宝玉以茶泡饭，是否满俗。两位启先生则差着辈份(且不止一辈)，都是大学教授，著名学者。启先生迄今只有一面之机缘(承他见访。我为他的《漠南集》题诗数首)，也都是由于红学的因缘。我与启功先生之交较深，如今先以短文略记一二。
中华读书人(知识分子也)，对人不能直呼其名，那最无礼貌了，只称表字，所以当面也好，“背后”也好，我总是称“启元白”“元白先生”——元白是启功先生的表字。但现下人很少讲究此礼了。我初知启元白，是由先师顾羡季(随)先生的诗札中见之，可谓心仪已久。先生有一首题他为先生女公子所绘画册的七古，句中有“王孙”之敬称。又往往戏称为“元白上人”，此乃以佛门用语以喻不俗之士，与“出家”无涉，我们早年都喜欢如此——有时甚至还用“大德”“上座”，亦庄亦谐，饶有意味。记忆中与启元白先生晤面，首次是在张伯驹先生展春园的大客厅(兼书斋)。那儿常有诗文书画高流的雅集，盛况为别处所罕有。一次，元白先生在座，见我到来，趋前热烈握手，口中连连说的是“过瘾，过瘾!……”二字。
此语乍聆尚不能解，旋即明白，他是已见了我在《燕京学报》新发表的《石头记三真本之脂评》这篇拙文，因而十分欣快，表现得那么热情兴奋!在此以前，还有一段经过：四十年代末燕京大学中文系系主任是语言学家高名凯，他却喜藏书画，因与校西不远展春园(本是清代的承泽园)居住的张伯驹收藏大家结识往来；一次，高先生特邀张先生在中文系楼上举行一个小型书画展，同窗孙铮(正刚，号晋斋)当时已做教师，将此事告知，嘱我去看。
我到“贝公楼”上，见玻柜中展列着《楝亭图》(只一小段)，墙上悬着纳兰公子的小像立幅，四周绫边上题满了名家的诗词，无有余隙。不禁大喜!我立即作《贺新郎》二首，皆是步张伯驹的原调原韵，但内容却是曹雪芹的家世，暗暗纠正向来误认的宝玉即纳兰之说。我托正刚将词转交张先生，并婉求抄录《楝亭图》卷中的所有题跋——那时我正全力搜辑曹家史料，对此势在必得。
正刚回报说：张先生见词甚喜，诧异还有能作这种倚声填词的人；抄录图卷题跋，可以慨允，但四大长卷，题跋浩瀚，怎么借抄，简直难以安排。——这个难题使我一筹莫展，如此珍品自不能外借，而我那时还未认识张先生，岂能到人家那儿去整天旬日的抄写？毫无办法。谁知，竟有“天意”相助，不久正刚喜冲冲地手持一个册子来了，说张先生转为寻出了启元白某年手抄的全部卷内的题句。这真是喜从天降，全出意表!打开看时，果是启先生手迹，一色小字正书，略带一点儿行书笔致也不太多。我就欣喜兴奋地录入了我的《证石头记》稿(即后来改名的《红楼梦新证》)。正刚说，张先生愿将此手抄册见赠。我听了深为感动，但念这不太合宜，有“贪得”之嫌，就托正刚又奉还了张先生。但此册究竟下落如何？早不可问矣。
现在想来，当时不敢径领惠赠之高谊，是个“错误”，如在我手，也许尚可幸存。这事叙过以后，就该回来说说与启先生直接交往的事了。一九五三年新秋佳日，《新证》出版喜讯到来了(我在成都四川大学外文系教书)。很快京中传来了很多有关的佳话，其中一个就是启先生见了此书很高兴，表示要给我画一幅《周公解梦图》。(此讯是许政扬同窗，还是吴小如兄？已记不清。)我那时是个十足的“大孩子”，一切任性随情，毫无入世的经验，说话做事不知轻重——闻讯立即写信给启先生，望他说话“兑现”。
我写信时，很自然地联想到了顾先生的题画册诗称之为“王孙”的往事，满心敬意加“诗意”的用了这个敬称。过后，京中的信息又来了，说：元白先生见了你的信，对称为“王孙”，很不高兴——于是《解梦图》议败了兴，无有希望了。……他果然也没有回信来。我自悔冒昧。
但到一九五四年我回京以后，他似并未因此介意，且因注《红》缝有往还。六十年代初，有二事可纪：一是当香山的张永海口述郊西健锐营一带传说曹雪芹的“难友”有个名叫“鄂比”的，能画，与雪芹交密。
启先生对此曾表示：清代有个鄂弼，不知与此有无关系？这表明他对传说也并非全部怀疑，也注意其中的某些线索。
另一事即是“雪芹小照”的问题。他认为画像者不作题记，故芹像左上角之五行陆厚信识语上下款俱备为可疑。但他对像幅“对开”页之左半尹继善题诗是一见即识的，所以不发生什么真伪问题。后来忽有一日他来小斋见访，并携示一个巨卷，展视原来是尹公手写自作诗多首。对照像左笔迹，恰是一人之字体无疑。谈话问方知他的夫人原来就是尹公子之后代，故得藏有此卷，甚属难得。此事又说明他虽不敢信画为真，却也感到兴趣。至于肖像绘者不自题记之说，也有人表示难以绝对化执此一端为有力反证，似乎现存丰润张见阳(纯修)之小照即有绘者自题。记此以备方冢研索。
第三件事就是吴恩裕先生传出的所谓雪芹“遗著”扎风筝的“考工志”了。我把所传“雪芹自序手迹”的双钩照片给他看了，他的表情很逗人笑!他说：乾隆时根本没人写这种字(带“章草”笔致)，这是民国时期才有的字样。他笑而掷于一旁——如此而已。
“红学”之事，六十年代如此粗叙。暂不多及，到了七十年代，我还能记得的尚有几件可纪：
一是书信中曾提旧时真本中宝玉沦为“击柝之流”，住的是“堆子”，堆子在胡同之入口处，有木栅栏，入民国后早已拆除无复人知。
二是告知我关山月先生一次提到曾闻其师谈所见真本情节，与程高本迥然不同，后悔当时未知细问详记。此一则轶闻我已收入《新证》的增订版中。书出后寄呈一部，蒙专函致谢，说未及多看，即为亲戚取去……以下再说说书法的事。这个更难全忆，不过鳞爪而已。一次他把他的新著《古代字体论稿》寄来一册要我提出意见。我就在书上写了若干条切磋之见，谨供研酌。寄还后，似未有反响——来征求意见时说是要印新版之故也，但此书后来版次我就未及了解。
又一次更重要：他后来精研书法字体结构之学，对相沿的“九宫格”大创新，写成一部书稿并将清缮本寄给了我——当然也是谦怀要听我的看法。此稿是他亲笔工整书写，用的却是“洋式”横格子笔记本，市售的劣纸所制，字是钢笔墨水。共计上下两册。
就我所见，他的这种稿本是难得的“剧迹”。“文革”之后，此稿奇迹般地保存下来了，完好无恙，我也闹不清是否“抄家”时将它遗漏了？我发现后即函告于他。更奇的是他回信说(大意)：就存在您处甚好。此外毫无讨索“归赵”之语意。至今我也不知此稿是否已然“付梓”行世。因他此后再无信函及此。此外则要叙右军《兰亭》帖的重大课题。郭沫若出面反兰亭(说此帖之字与文皆出伪造云)，“刺激”了我的兰亭旧兴，遂全力研考它的一切史迹和版本的真相(部分拙文已收入《当代学者自选文库·周汝昌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
我从无数不同帖(翻、摹、刻、拓……)中认定《三希堂法帖》中陆继善(元代人)摹本是最接近右军真迹笔法的佳本(之一)，遂向启先生谈论此义，他也很感兴趣，不以拙见为谬。因此有二次我到他的居所(已移居宣外大乘巷)拜访时，他就将所存的陆摹原墨本的开头两页小照片赠送于我，说此本早已流落海外，今不详所在；此小照片亦为仅存之迹了；再说说我不但考兰亭，而且还写兰亭。“文革”之前，目好手熟，已能“背临”兰亭，连行款也一丝不走。
一次背写一幅，较好者寄赠了天津南大执教的同窗故人许政扬兄，他回信说：展视为之一惊!又言我有二小女，此幅给谁？必起争执，请你把另一幅也给我吧!给他的第一幅写得最好，形神毕具，他喜欢是有所见的。
但他在“文革”中被抄得片纸无存。我也再写不出与之同质的背临来了。后来用一种日本长笺重写了一幅，虽不如前，差可一观。此幅后请徐邦达先生在我自题的七律后题了一首七古，因又请启先生题。
不想他竟题了两首《南乡子》，词气忧郁，盖彼时他处境不佳，还戴着一种“帽子”。此幅，将来当成墨宝。启先生的《论书绝句》也寄给过我，我也和作了，但今日全不能追忆——只记得他的一句是“牵来黑虎也能骑”(张猛龙碑)。由这一句也可略见他的亦庄亦谐的风格；其谈话更是如此，时时逗人大笑。其人风雅亦风趣，拙文不能传其声容也。启先生还惠赐过一首七言绝句，那是题《枫红芦白村图》的佳作。也是在张伯驹先生的一次雅集上，名流荟萃，我请陶心如(洙)先生当场为绘此图，而张、启两位都乘兴即席立时惠题，各书七绝一首于画幅右上方。此图至为名贵，可惜今已迷失不知所在，诗亦一字不记得了。(附注：那是一个大册页，我在成都时装裱的，内有寒家故园图多幅及众多题句，须另文一粗记。)
此皆往事前尘。如今他位高望重，偶晤一面，人变得老境中十分严肃寡言，当年的言笑，不可多见了——他多次见访小斋，走路常带着“小跑”(快步)，活泼之神态犹在目前，已三十年前事矣。
启先生由于家世与一般人颇不相同，所以对《红楼》一书的感受与看法自然与众人有其分际；比如他不以高鹗后四十回伪续为大谬，表示其中大族败落时的鬼神迷信现象，也是实有的。又屡言雪芹写“诰命”(宦官诰封的“命妇”)如要进宫等典礼，须“按品大妆”起来，实际是没有这种制度的，他对此十分强调。但从《清史稿·舆服志》及《清会典》等书所载来看，命妇按品级而有服饰定制，并非虚语。也许到清末时此制已渐归省废了吧。
曾有人问他：您到曹雪芹“故居”去看了吗？他答曰：不要说“故居”，就是一掀帘子曹就在屋里坐着，我也不去!问者大笑。启先生平生幽默之风，大抵类此。诗曰：一度蹉跎被屈时，当年谁肯论交期。品书辨字常临舍，也为红楼寄梦思。
启先生语妙诙谐，令人捧腹，例多不胜举，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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