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成都市，经历了四川军阀割据的混战和抗战爆发的严峻考验，总算是挺过来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即使是战火纷飞的环境，穿城九里三的芙蓉城依然悠闲乐观，一个引人关注的地方就是成都的茶铺现象。
茶馆充满苍桑的亲切气氛
茶铺的木头门坎会用自身的累累踏痕默默的告诉你，有多少来去匆匆的茶客不经意间留下的脚印，他们中也许是推车抬轿的苦力；也许是“共谋大事”的袍哥。
在雾气弥漫的昏暗堂子中，有才从茶铺后头旅店出来喝早茶的客伙，铜盆装的热水端到桌上，用滚烫白布帕子擦了脸的旅客舒服的坐在楠竹靠椅上长舒一口气，似乎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
每天泡在咖啡馆的摩登老爷们对这里是不屑一顾的，无所谓，滿堂的茶客都要争位子，甚至于立等客人喝完最后一口茶后，赶紧占住坐椅。
各人面前放一个盖碗茶，悠然自得，劳苦后的辛酸一扫而空。昏暗的灯光下所有位子坐无遗席，似乎这里有一个盛大的集会，实际上每个人不过都是对着那一碗茶而己。
独具特色的成都茶铺
北京也有茶馆，似乎也喜欢喝茉莉花茶，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是使用壶沏茶，配以小杯啜之。最大的区别在于坐椅，北京配以马架子，每次喝茶都要支撑起上身，俯仰之间，殊多不便。
上海滩由于西风盛行，多是咖啡馆居多，小街里弄也有喝茶的地方，主要功能却是供应市民的开水，旁边几张桌子可以喝茶，其温馨热闹程度无法与成都的茶铺相提并论，他们称之为“老虎灶”。
旧成都居民的住处相当逼仄，来了客人都是请到茶馆待客，所以旧成都的茶馆数量很多，这个行业带动了市民的就业机会，刚刚解放登记市民的职业情况中可以看出，“担水”、“烧烟”、“搧风”、“堂倌”的市民数量不少。
旧成都茶铺都是利用四川得天独厚的竹林优势，用老楠竹制作的竹椅，颇有地方风情。桌子是柏木本色矮桌，配合椅子的高度，恰到好处。
至于茶具，那独特的三件套可能只有当时的四川地区所仅见。承载茶碗的茶船子是黄铜所制，上面錾有花卉图案，一碗一盖，简单方便。
茶铺的功能
有人会说，这就是喝茶解渴、摆龙门阵的地方。这是实用功能。它还具有独特的社会功能。
实用功能的茶馆当然是谈天说地的地方，于是一些茶馆取名“各说阁”、“过街楼”、“饮涛”、“可休”、“忙里闲”等等。
社会功能茶馆也很多，一般都是以行业为主，如手工的泥木行业、挑水、裁缝、鞋帽、拉架架车、黄包车，水东门的木船拐子、北门外头挑油的工人、收荒匠和商铺店员、中小学教师。
这些行业的人员几乎在劳作一天后，都要坐一会茶铺，松散一天的心情，关注同行的动向。
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成都市当时的生活用水基本上是井水，而井水有咸味，泡茶味道不好，而茶舖的用水取自九眼桥的河水，把一大早车载、人挑的水放入石缸中，里面有棕片和粗河砂作滤材，过滤后的水再烧开泡茶，味道巴适得很。
特殊的“办公”场所
1911年的保路运动中，成都市民舆情汹汹，为了争路权，与清政府的四川官员发生激烈冲突，成都同志会把木板写上求援文字，顺水飘入各州县境内的江河。
成都市周围的袍哥闻风而至，各个码头、公口都在茶馆插上某某地方保路同志会的旗帜，因为袍哥们的活动场所都在茶舖中，他们习惯于这种场合谈事情。
所以各个地方的袍哥专门在某某茶铺设立联络点。据说全市大大小小有上千个袍哥码头在茶铺办公。
著名的有：
华兴街的福荫茶社为“协进社”（袍哥堂口）刘嘉兴驻脚。
北大街的“少柏”茶铺是袍哥大爷“庆福公”卢怀三的地盘。
草市街的留春茶社（原和平电影院对面）是“同春总社”公口蒋浩臣的。
西门上的花牌坊茶铺就是大袍哥徐子昌的码头。
东门外天仙桥茶社是崇庆元通镇大土匪黄亚光的码头。
春熙路的三益公曾经是著名的叙同总社川军师长彭煥章的码头。
（成都市北门城楼）
工商界的活动场所
成都的茶铺也是谈生意说买卖的理想场所，很多生意都在茶铺成交，甚至茶铺即商铺，有的茶客买一碗茶，装有山货土特产的竹兜兜就放在脚边，现场交易，现过现，吹糠见米。
各行各业有个约定俗成的规矩，每个茶铺的行业特征明显，比如：
棉织业是上东大街的“沁园”、“留芳”，下东大街的“闲居”。
绸缎业也是上东大街的“留芳”和城守东大街的“掬春楼”及春熙路上的“段清和”。
布鞋是忠烈祠东街的“妙高楼”、“内宜园”。
新药业在盐市口的安乐寺茶铺，多说一句这个安乐寺，它的一部分是现在的红旗商场占有，改革开放前是成都市副食品商场。安乐寺在临解放前是金银货币兑换点，号称“金苍蝇”的贩子专门吃枰（缺斤少两）。
图书文具、酱园业都在安乐寺内。
茶叶行业在提督东街的“三义庙”、沟头巷的“中心”、城守东大街的“华华”。
估衣旧货业在鼓楼北一街、北二街的几个茶铺，如著名的鼓楼洞街“芙蓉亭”。
结语
旧成都的茶铺就是一副社会的现实写照和风俗画面。现在这种茶铺除了极少数偏僻乡镇存在而外，几乎绝迹，怀旧的茶客们只能从文字中去体会、回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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