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在襄阳市南漳县九集镇古林坪村朱砂坪，坐落着湖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襄定王墓。此墓坐北朝南，背靠莲花峰，南接朱砂坪，西临泗堵河，东西两侧的外围各有形似弯弓的小山，称得上是一块风水宝地。
不过由于在明末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定王墓虽仍有直径百米、高五十米的宝顶残存，但墓园内原有的神道、祭祀堂、亭台等都已不存。据清朝乾隆年间《襄阳府志》记载，墓前原有石碑六块，分别为明武宗、明世宗、明穆宗、明神宗、明熹宗和崇祯帝继位后，派人祭祀襄定王时所立。这六块石碑目前仅存两块，我们看看其中明穆宗祭祀襄定王的碑文都写了什么：
维隆庆元年岁次丁卯年十一月壬子朔十五，皇帝谨遣尚宝司少卿徐锟致祭于高叔祖襄定王，曰：“予叨嗣大统，念惟九族，恩礼宜敦，爱遵懿典，谨用遣官祭告，尚惟鉴知。”
襄定王墓
明穆宗朱载坖，明世宗朱厚熜之子，明睿宗朱祐杬之孙，明宪宗朱见深曾孙，明英宗朱祁镇玄孙。由于襄定王是明英宗的堂弟，所以明穆宗称呼其为高叔祖，非常准确。说起来襄王家族对明代历史的走向也曾经有过非常重要的作用，甚至于襄定王朱祁镛本人，不但无限接近过紫禁城内的皇帝宝座，还算是民族英雄于谦之死的直接诱因。
身不由己卷入皇位之争
朱祁镛，生于宣德四年（公元1429年），襄王朱瞻墡嫡长子，仁宗朱高炽之孙，太宗朱棣曾孙，太祖朱元璋玄孙，生母襄王妃靖氏。正统五年（公元1440年）赐名，正统八年（公元1443年）册封为襄世子。正统十一年（公元1446年）十一月，荆州卫指挥佥事李玉之女李氏被册封为襄世子妃。围绕着这位世子妃发生了许多连锁反应，我们留待后文再讲。
襄王朱瞻墡是仁宗朱高炽第五子（嫡第三子）、宣宗朱瞻基的亲弟弟、英宗朱祁镇的亲叔父。和南宫政变之后的叔侄情深不同，土木堡之变前，英宗对襄王这位叔父其实还比较苛刻。我们举个例子，世子朱祁镛的岳父李玉去世后，襄王打算遣官祭奠。礼部尚书、四朝老臣胡濙认为没问题，多年来来封国平凉的韩王家族还一直派人到南京祭祀他们的首封韩王朱松，襄王的这个请求不算过分。然而英宗认为这是把外戚比作宗室，将胡濙狠狠训斥了一顿。
甲寅，襄王瞻墡奏：“妃父指挥佥事李玉卒，欲遣官祭奠。及郡王、郡主、各外戚家，岁时俱缺吊贺。”礼部尚书胡濙请如韩王往南京向山祭扫祖坟例，允其所请。上览奏责濙以祖茔比外戚，尊卑亲疏莫辨。仍命稽考洪武、永乐间旧例以闻。—《明英宗实录卷一百六十六》
明英宗出征剧照
土木堡之变后，由于英宗朱祁镇被俘，其母孙太后曾有意请小叔子襄王朱瞻墡回京继位或者监国。最后因为事情紧迫，明廷最终将英宗“尊”为太上皇帝，让其弟郕王朱祁钰即位。一年后太上皇帝回京，新皇帝将他软禁于南宫。朱瞻墡得知皇帝对待太上皇帝礼数极其不周后，曾特意上疏要求朱祁钰善待兄长。可以说正是这次直言上书，才让襄王日后保住了富贵。
景泰八年（公元1457年）正月，皇帝朱祁钰因病连续多日未能视朝，引发了朝野上下极大的恐慌情绪。自从皇帝的独生子怀献太子夭折之后，大臣们都希望复立太上皇帝的长子沂王朱见深为皇太子，但是朱祁钰一直都没有同意。
当时朝中分成了三派，于谦、胡濙等人属于复立沂王派，王文等人属于迎立襄世子派，石亨等人属于复位太上皇帝派。三派各有各的道理，但是于谦、石亨的想法肯定不容于景泰帝朱祁钰。倒是王文让襄世子过继给宣宗，然后以“兄终弟及”的方式继位，其实最符合朱祁钰的利益。
景泰帝朱祁钰剧照
然而石亨等人在正月十七日抢先动手，打开南宫放出太上皇帝，为了巩固权力又诬陷于谦与王文同谋“迎立外藩”，最终将其冤杀。而明英宗在重新登基之后，对于襄王家族极为猜忌，用《明史》的话说就是“帝颇疑瞻墡”。好在朱祁镇此后在宫中发现了叔父当年请立朱见深为皇太子，以及让朱祁钰善待自己的两封奏章，这才使得叔侄间冰释前嫌。
由世子妃之病带来的蝴蝶效应
世子妃李氏有痼疾（即久治不愈的疾病），婚后难以生育。朱祁镛随后又纳了一位虞氏，并在景泰二年（公元1451年）生下一位庶长子朱见淑。
襄王子嗣并不多，除了世子朱祁镛之外，就只有宁乡王朱祁鐄和枣阳王朱祁钲两个儿子，孙辈之中更是只有朱见淑一人。故而在天顺元年（公元1457年）进京和大侄子明英宗修复关系之后，襄王于天顺四年（公元1460年）再次来北京朝觐。这次来，主要是解决朱见淑的名分问题。
明英宗朱祁镇剧照
世子妃李氏不能生育，襄王府目前就朱见淑这一个第三代子孙，朱瞻墡希望朝廷能够将其册封为襄世孙，从而彻底锁定他的继承人身份。对于明英宗来说，《祖训》只规定了亲王嫡长子才能封世子，并没有说世子庶长子能不能封世孙。而且现如今的代王朱仕壥当初就是以庶长孙的身份被封为代世孙，所以何不送个顺水人情给叔父。
庚午，致书襄王瞻墡曰：“兹承跋涉远遁，入觐京师。会晤间屡闻嘉言，良有裨益。及叙亲情，乃知世子之妃李氏多病，未有所出。而其庶长子见淑年已十岁，且知向学，朕甚喜之。况叔父年高德邵，重闱之下，宜有令孙，以绵藩封之绪。兹特立见淑为襄世孙，赐与郡王冠服。以正名分，以遂叔父裕后之心。叔父其勿逊辞。”—《明英宗实录卷三百十四》
李氏直到朱见深继位之后的成化年间才去世，当时朱祁镛为了讨要坟地附近一千亩祭田，又闹出不小的风波。户部认为这些都是平民纳税之地，并非流民遗留下来的荒田，最终拨了四百亩无税之地才算了事。
成化十四年（公元1478年）正月十六日，襄王朱瞻墡去世，享年73岁，谥曰宪。成化十五年（公元1479年）八月，襄世子朱祁镛袭封襄王。当年十一月，朝廷追封已故世子妃李氏为襄王妃，又加封朱见淑生母虞氏为次妃。但是李氏的这个襄王妃，又惹出一桩官司来。
明宪宗朱见深剧照
襄宪王虽然已经去世，但朱祁镛之母靖氏依然在世。换句话说，现在靖氏也是襄王妃，李氏也是襄王妃，该怎么区分她们呢？朱祁镛为此特意上奏朝廷，认为文武官员获得诰命之时，其妻封夫人，其母则加一个太字为太夫人。以此类推，亲王母妃也应该加一个太字为王太妃。
上曰：“议礼虽出自朝廷。但祖宗旧制乃万世臣子所当遵守者，其敢擅增损乎？《诗》云不愆不忘，率由旧章。王所请非旧章，其己之。”—《明宪宗实录卷一百九十七》
宪宗的话虽然说得漂亮，但以笔者来看，恐怕还是对朱祁镛有所忌惮。毕竟王太妃念得一快就成了太妃，那她到底是亲王家的太妃，还是皇室的太妃？当年朱祁镛和皇位之间的联系，宪宗不是不知道，所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与众不同的襄王府
英宗在世之时，给予了叔父襄宪王最高的礼遇，不但设立了襄阳护卫指挥使司，还特许朱瞻墡每年可出城游赏三、五次。明初亲王都有三护卫，自从太宗朱棣、宣宗朱瞻基着手削藩之后，亲王们都被裁撤到只剩一护卫。等到宣宗的弟弟们就藩之时，干脆取消了护卫。此外只要在次数允许范围内，襄王每年出城不需要向朝廷打报告，这真的算是莫大的恩典。
壬午，设襄阳护卫指挥使司。改群牧所为中千户所，摘襄阳卫左所、安陆卫右所全伍隶焉。先是，襄王来朝。上雅敬王，乃谓兵部臣曰：“襄王宗室至亲，贤德可重。特与设护卫，以表朕褒进之意。”故有是命。—《明英宗实录卷二百七十八》
襄阳古城
但是在英宗驾崩后，新继位的宪宗虽然依然对朱瞻墡这位叔祖相当客气，但襄王府的待遇还是肉眼可见地逐渐下降。成化七年（公元1471年）宁乡王朱祁鐄去世，世子朱祁镛和枣阳王朱祁钲出城送葬，结果遭到了巡抚都御史王恕的弹劾。
朱瞻墡非常愤怒，当年英宗皇帝同样允许襄王府世子、郡王每年可以出城三五次，没想到换了皇帝，之前的圣旨就不作数了。然而现在的皇帝毕竟是侄孙宪宗，而不是亲侄子英宗，最终朝廷的决议是襄王待遇不变，朱祁镛兄弟每年可出城两次，每次仅限当日来回。
事下礼部，议以王至亲尊属，则可。余请从后旨。诏世子、郡王岁以春秋出游各一度，即日回府。—《明宪宗实录卷一百四十九》
朱瞻墡去世后，朱祁镛提出由朝廷出钱为先王建家庙。明初的时候亲王府就像一个缩小版的紫禁城，皇宫内有供奉历代先帝的太庙，王府内也有供奉历代先王的家庙，因此朱祁镛的要求不算过分。
但是宪宗深谙讨价还价之道，他先是授意工部唱白脸，指出王府有家庙，那都是洪武年间的事情，“后无再建之例”。这真是闭着眼睛说瞎话，赵王府、荆王府、淮王府，哪家没有家庙？随即工部又强调目前湖广连年灾荒，根本拿不出钱。就在朱祁镛失望之际，宪宗出来唱红脸，表示家庙可以建，朝廷虽然困难，但还是要赞助五百两。嗯，好大的一笔数目。
襄王府绿影壁
朱祁镛吃了个哑巴亏，心中正暗自不爽，没想到湖广布政司自己办错事情，送上门来当出气筒。襄王岁禄一万石，朱瞻墡死后就要停支，直到朱祁镛袭封后再恢复。但是湖广当地不知是否揣摩上意过了头，成化十四年的岁禄一点都没有发。这就有些过分了，朱瞻墡死于正月十六日，这十六天的岁禄折合四百四十四石，理应补支。这件事情捅到御前之后，宪宗尴尬之余，索性将成化十四年应支岁禄一万石全部赐给襄府作为丧葬之费。
不过襄王府在朱祁镛袭封后虽然比不得襄宪王在世之时，更比不得英宗皇帝在位之时，但总体来说朝廷对待襄王府还是比别家王府不同。比如朱祁镛讨要安陆梁庄王守坟军校，索取汉阳府刘家隔税课局课钞，请求册封庶长孙朱祐材为襄世孙等等要求，宪宗一一同意。宪宗驾崩后，孝宗朱祐樘继位，在大赦天下的诏书中要求停止一应不急之务，但还特地指出襄王府“照旧制修盖”，不得停工。
结语：弘治元年（公元1488年）六月初五日，襄王朱祁镛去世，享年61岁，谥曰定。这位第二代襄王一生顺风顺水，虽然曾经卷入皇位之争，但靠着有个好爹最终有惊无险。
不过说起来朱祁镛也算有功于襄阳百姓，因为有一年江水暴涨冲决堤岸，差点水淹襄阳城。正是在这位襄定王的力请之下，朝廷高度重视，严令湖广三司分守等官核实修筑，要求“务在高广坚厚，以为久计”。虽说明代宗室总体来说口碑不佳，但有亲王坐镇府城，像这样的水患朝廷方面也不敢怠慢，也算是一桩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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