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时年月，一个普通人倘若落入土匪手中，其遭遇会怎样？这个问题，或许可以从一位名叫赵三泉的河北老人的回忆中找到答案。
赵老说：我是土生土长的遵化人，那时候的遵化归属冀东道辖制，由于连年打仗，遵化县的地盘被分成了好几块，谁先占着就归谁所有。1944年，也就是民国三十三年，我的两个哥哥跟人合股开了一家洋布店。那年我19岁，还没有娶媳妇，在家闲着没事，就主动过去帮忙。
记得那年旧历的三月初六，我一个人去天津办货，回到铺子的时候，天已经大黑了。我是从后门进得院儿，刚进去就觉着有些不对劲儿，还没等我明白过咋回事来，就让人一棍子砸地上了。接着，又冲上来俩人，一索子把我捆了个结结实实。这时，我明白过来，我让“架杆子”绑票了。
“架杆子”就是土匪，我们那边管他们叫杆匪。等到我被他们从地上拖拽起来往外走的时候，我才发现我两个哥哥也被他们给绑了。就这么着，我们哥仨被押到了一片树林子里，随着有个杆匪“汪汪汪”学了几声狗叫，从林子深处呼啦一下钻出来一大帮“黑脸”大汉。他们怕被人认出真容，所以在脸上涂着很厚的一层锅底灰，一个个弄得跟黑张飞似的，看着挺瘆人。
我听身边的杆匪问：“你们‘拉’了几头。”
马上有一个说：“十三头。”
后来我才知道，杆匪称呼我们这些被绑票的人为“肥猪”，管绑票叫“拉肥猪”，所以他问多少头，而不是多少人。你听听，把人当猪，这帮家伙也忒损了。
随着一声“遮招子”，几个杆匪把一条抢来的棉布单子“哧剌哧剌”撕成条，把我们的眼睛全给蒙上，接着再用一根长绳子把连同我们哥仨在内的十六个人捆成一串儿，一个杆匪在前头拉着绳子头，拽着我们这些看不见道的人朝前走。其余的杆匪在两边当看守，谁要有小动作，立马就会挨他们的打。
走着走着，突然听到有个杆匪叫了一声：“停！”
我眼睛看不见，心里瞎琢磨，是到了地儿了，还是走岔了道儿了？不会是遇到防匪队了吧，那样我们就有救了？
结果我想错了，杆匪让我们把鞋袜都脱掉。我立时就明白了，八成前面有条河，杆匪让我们蹚水过河。
果然让我猜对了，鞋袜脱掉后，带路的杆匪用力一拽，我们不由自主地跟着他下了水。眼睛被蒙着啥也瞧不见，就跟没头苍蝇似的，任由人家摆布，心里慌得不行，还不敢出声，谁敢出声，立马挨揍。被拽下水的一刹那，被凉水一激，腿肚子冷得转筋，脚底被碎石头硌得生疼，那滋味甭提多难受了。好不容易过了河，两只脚都失去知觉了。杆匪不让停，只能忍着痛苦继续跟他们走。又走了大约一个时辰，冷不丁传来一阵狗叫声。我猜前面一定有村子，要不然不会有狗叫。
果然又让我猜对了，杆匪押着我们进了村，把我们带进一个大院里，然后被推搡进一间黑屋里，命令我们上炕，后背倚着墙，肩挨着肩，盘膝坐好。眼罩终于被拿掉，由于蒙的时间太长，屋里又没点灯，好半天才模模糊糊地大致看清屋里的环境。啥也没有，就一个大炕。
挨着我坐着的叫王二力，他爹是赶大车的把式头儿，家里有几个钱。他悄悄对我说：“三泉子，你知道这是啥地方吗？”
我不敢回他的话，微微摇了摇头，表示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他说：“我觉着这是我姥姥家那村。要真是的话，备不住我那几个舅舅知道我被绑了，会想法救我。”
可坏了，他的话让杆匪听见了。两个黑脸的杆匪二话不说，朝他的脸上招呼了几击老拳，打得他口鼻喷血，并威胁再敢嚼舌根子，就割了他的舌头。有了前车之鉴，我们谁也不敢说话了。
里拉歪斜地在炕上坐了一宿，天没亮，杆匪吩咐上路。阴历三月的天可不暖和，光脚走路的滋味太难受，脚上扎了好多刺儿，走一步疼得一咧嘴。杆匪们似乎诚心折腾人，把我们拉进苇子洼，这下，我们可算遭了老罪了。出了苇子洼之后，我感觉我的两只脚都烂得没样儿了。
走到晌午头上，三股杆匪碰了头。我听他们说，从新店子“拉”了十五头。这样一来，我们的“队伍”扩大了，但相互之间谁也不敢说话。杆匪让我们走，我们就走；让我们停，我们就停，比驯服的狗子还听话。唉，不听话也不行啊，真打啊，往死里打。
一宿一天没进食儿了，肚子咕噜咕噜乱叫，走路没了力气。快到天黑的时候，杆匪把我们赶进一条干枯的沟里，丢给我们十几个冰凉梆硬的窝窝头，让我们学狗那样趴地上啃着吃。人饿急了，尊严也就不重要了，争抢着把窝窝头啃干净。胃里面扎得慌，更难受了。
在沟里蹲到后半夜，有个杆匪喊了一声：“上山！”
绳子一拽，七扭八歪地站起来跟着走。说是山，实则就是个小山丘子，爬起来不费劲，就是脚疼。上了山丘子，杆匪又喊了一声：“下山！”只得深一脚、浅一脚，猫着腰在坑洼不平之中挣扎着往下走。
当我们个个筋疲力尽快要走不动的时候，杆匪又喊：“上船！”
上了船，过了河，又喊：“下船！”接着绳子一拽，跟下饺子似的，全都噗咚噗咚落了水，好在水浅淹不死人，但呛了几口脏水，也足以让人咳嗽一阵子。我由于脚疼走不动，被拖到岸上后挨了一顿揍，左眼眶破了个口子，鲜血顺着脸颊往地上嘀嗒。我大哥给我求情，杆匪抓起一把烂泥，一下拍在我的眼眶上，疼得我浑身打哆嗦。
总算到了杆匪的寨子，是个废弃不用的破庙。我原先总以为杆匪住在易守难攻的山头上，这时候才明白他们的据点根本不固定，今天住这儿，明天又跑别处去了，为得就是声东击西，让剿匪队摸不清他们的落脚点究竟在何处。
要说在路上受的罪已经足够苦，在寨子里遭的罪那就苦得没边儿了。杆匪拿我们当乐子耍，让我们“跑四方”，也就是光着脚满院子跑，没有他们发话就不准停，谁要跑不动停下来了，立马吊起来挨鞭子。不打个皮开肉绽，绝不罢休。
我们的耳朵上全都被穿了孔，杆匪用细麻绳穿透我们耳朵，让我们给他们干活的时候，不用吆喝，只要用力一拽麻绳，疼得人赶紧到跟前，还必须下跪听他们的差遣。稍微不顺他们的心思，或是他们诚心折腾人，我们立马又要遭罪。他们折磨人的法子多如牛毛，随便拿出一样，都能吓破好人的胆。
杆匪们顿顿有肉吃，我们被关进黑暗不透风的小屋里，胳膊捆在一起，背靠背坐着，谁也不准碰谁，也不准说话。大小便要等下命令集体解决，吃的是凉窝头，喝的是凉水，一天就管一次，多一口都不给。有一次，我那只受伤的眼睛疼得受不了，我忍不住哎呦了几声。杆匪听到后，把我拉到外面，问我：“你小子是不是眼难受啊？我给你治治吧！”
我一听就害怕了，央求说：“大爷，我不难受了，不劳大爷费心……”可他根本不通人性，喊过一个帮手按住我的胳膊，他用刀子在我受伤的眼眶上用力剐了一下，刚结痂的伤口一下又开了，我大叫一声就昏过去了。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醒来，觉得整个脑袋像裂开一样疼。那次虽然没死，但落下头疼的毛病，只要一变天，我的头就疼得厉害。
从阴历三月一直到了阴历六月，天都热了，杆匪们还不放我们走，我猜不透他们既然是求财，怎么不抓紧跟我们的家人要赎金啊？再这么下去，我们一个也活不了。
正如我担心的一样，六月中旬的一天，由于有人得了“热疯”，在脑子不清醒的情况下抢了一个杆匪的枪，还把那个杆匪打伤了，结果杆匪发了火，一次就活活打死了13个人。我虽然没有被打死，但也被打得不轻。我二哥伤得比我严重，万幸不致命。大哥稍微好一点，只受了一点皮外伤。他是滑头，杆匪打人的时候，他缩在旮旯里，所以受伤最轻。
又过了几天，突然有个杆匪把我一个人拉了出去，我心说不是要我的命吧？我被带到“大杆子”的面前，他对我说：“三泉子，你小子来了这么长时间了，你家里也不管你，俺们白给你窝头吃，养你有啥用！”
几个小喽啰赶紧接茬：“大当家的，咱们把坑刨好了！”
我心想：这是要把我活埋了啊。哇一声，我就哭了。
“大杆子”哈哈大笑了几声，说：“大小伙子，咋还哭得跟个娘们儿似的啊？我跟他们交代好了，光埋你身子，不埋你的头，让你多活一天。”
他把话说完，几个小喽啰架着我的膀子往外就走。我吓傻了，光顾着哭了，连求饶都不会了。稀里糊涂地也不知道走了多远的路，小喽啰一松手，我一下趴在了地上。我这会儿能说话了，我求他们别埋我。他们笑了，对我说：“揍性，你想得还挺美，谁说要活埋你了。赶紧走吧，照直走别拐弯。”还不忘叮嘱说，“见人喊声爷，讨碗水喝，要口饭吃，你就有劲回家了。”
我做梦都不敢想，他们就这样无条件地把我放了？
等到几个小喽啰转身走了，我才相信他们没骗我。我顿时来了劲头，脚也不疼了，撒腿就跑，生怕他们再把我抓回去。一边跑，我一边寻思，不能听他们的话照直跑，万一他们反悔，我就又有麻烦了。于是我绕着弯子跑，直到跑得没劲了，回头看看没人追我，我这才敢停下来喘口气。歇了一会儿，我接茬再跑。当时是黑天，我分不清东西南北，跑一会儿，歇一会儿，突然听到了狗叫声，心想，这地方准有人家。循着狗叫声，踉跄着跑过去，的确有一户人家。我叫开了门，求好心人帮帮我。那户人家起初不肯帮我，经不住我苦苦哀求，他们让我到里面喝了点热水，吃点了东西，然后给我找了双破布鞋，又领着我出了村，给我指了一条道，让我顺着那条道一直下去，就能到家。
从天黑走到天亮，快到晌午饭口的时候，我总算到家了。爹娘和两个嫂子看到我的出现，全都哭了。哭够了，家里人告诉我，替杆匪“送海叶子”的人勒索走了两根金子和80万法币，这才答应把我们哥仨给放了。
过了几天，我二哥回来了。又过了小半个月，我大哥也终于回来了。一家人总算团聚了，但可恶的杆匪在我们兄弟三人身上和心底留下的伤痛却是永远也无法抹除的。所以，解放后公审土匪恶霸的大会上，我头一个站出来指认当年绑我们哥仨的坏人。看到他们受到了应有的惩罚，我心底的一口恶气才终于吐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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