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让与革命：五行相生相克法的历史运作(高晓松禅让与革命)

东汉末年，外戚、宦官轮流干政，朝政腐败；加以天灾不断，农民生活苦不堪言，各地纷纷爆发农民起义，其中最有影响力的一支农民军头裹着黄头巾，被称为“黄巾军”，史称“黄巾起义”，他们打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口号。曹操起家，就因收编了青州的黄巾军，作为争霸中原的资本。其后三国鼎立时代，曹丕代汉，定年号为“黄初”；孙权建国，定年号“黄武”“黄龙”。为什么农民军和代汉自立者都如此崇尚“黄色”呢？

黄巾起义

上一篇我们讲到司马迁在《史记》里面记载，秦始皇因受到邹衍所创立的“五德终始说”的影响，统一之后“数以六为纪”，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将六国兵器融化铸造为十二个大铜人。“五德终始说”的内在逻辑是五行学说，秦的德运是水德，方位对应北方，颜色对应黑色，数字对应1和6。

秦三十六郡图，辛德勇绘

自秦始皇之后，尤其到汉武帝确立“君权神授论”“天人感应说”之后，儒家学说中日益掺杂谶纬思想，“五德终始说”成为历代王朝天命由来的政治逻辑。在这逻辑之中，根据禅让（和平过渡）与革命（暴力推翻）两种得位的方式，分别采用五行相生法和五行相克法。

“禅让”与五行相生法

指的是水、木、火、土、金五行之间的关系，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帝制时代最早实行这种模式的是王莽，王莽通过伎俩篡汉。建国之后，王莽定汉为火德，自居土德，取火生土之意。皇位采用禅让形式传承，属于和平的政权过渡形式，故以相生法来计算。魏晋南朝时期政权更迭频繁，而且多是导演出禅让的剧目。像司马氏代魏就是欺负曹家，曹魏土德，晋自诩为金德。后来晋室南渡，南朝时政权更迭频繁，刘宋水德、南齐木德、萧梁火德、陈土德，德运相继由前朝所派生出来，昭示政权的合法性。

王莽

十六国北朝政权更迭更为繁杂，但五行相生法采用的情况大体相似，沿着晋朝金德的法统，前后赵水德、前燕先水后木、前秦木或火、后秦火、夏金、北魏先土后水、北齐木、北周木。到隋文帝通过禅让代周，立隋为火德，称：

皇家以火承木，得天之统。

这种禅让的戏剧和五行相生法的模式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获得政权合法性最常运用的手段，也成为普遍接受的政治习惯。

“革命”与五行相克法

有些王朝得位采用的是“革命”也就是纯暴力的手段，通过推翻前朝获取政权，这些王朝对于合法性的解释运用的是五行相克法，水、木、火、土、金， 水克火，木克土，火克金，土克水，金克木，著名文学家金克木先生的大名就取自于此。五行相生相克法其实很好记忆，从北往南顺时针，北方水、东方木、南方火、中间土、西方金，五行顺相生间相克，也就是相邻的相生，相间的相克。

五行相生相克法

在秦始皇建立统一帝国之前本没有德运之说，秦所崇尚的是周秦革命，故而通过五德终始来排定前朝的德运，将夏、商、周、秦依次定为木、金、火、水四德；每年的第一个月，夏是正月，商是十二月，周是十一月，秦再往前推一个月，以十月为岁首。《资治通鉴》卷七《秦纪二》：

初，齐威、宣之时，邹衍论著终始五德之运；及始皇并天下，齐人奏之。始皇采用其说，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从所不胜，为水德。始改年，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旌旄、节旗皆尚黑，数以六为纪。

到汉高祖推翻秦王朝的统治汉革秦命，根据土克水的原则，汉应是土德。但是，汉初刘邦的思想里是比较混乱的，因为流传着刘邦作为“赤帝子斩白蛇”起义的故事，“赤帝子”自然应该是火德。因为现实的原因，需要休养生息，实际上汉承秦制，制度服色一仍秦旧，没有明确德运问题。后来经过文景武帝三代的漫长探索，认可秦的统绪，改变观念确立正统合法性，最终由汉武帝确定汉王朝的德运为土德，对历法也实行更改，于是便有了太初历。

“德运”的制造

黄巾军头裹黄巾还有一层宗教方面的色彩。在道教的颜色系统里以黄为上，崇尚黄老治学，称为黄老道，这个黄指黄帝，五德之中黄帝也恰好是土德。三国之中曹丕、孙权都是强调代汉自立，年号中都有“黄”字，采用土德；而蜀国年号定为“章武”，打着的旗号是匡扶汉室，是继承东汉王朝的德运，采用的是火德。在西汉末年刘秀建立的东汉王朝，也是继承西汉的德运，火德，刘秀建汉属于大汉朝的中兴。在反对王莽的农民军中有一支为“赤眉军”，他们将眉毛涂成红色，当然这是具有偶然性的，主要是与政府军相区别且有一定的威慑作用，并非复汉的红色。

西汉末年赤眉等军起义图

政治往往是不按照规律和逻辑出牌的，德运也会发生变化。不仅后面的王朝会按照五德终始说确定自己的德运，也会根据实际需要对前面王朝的德运进行重新排列。会将前朝自身确定的德运进行更改，给予一个更符合自身王朝需要的次序。另外，这种德运系统更多地属于中原汉地儒家思维下的意识形态，对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有多大影响还需要进行评估。

根据魏特夫的理论，中国历史上草原民族所建立的王朝，大体上可以分为“渗透性王朝”与“征服性王朝”两大类。前者在逐步进入汉地的过程中吸收了很多汉文化的传统，故而建立政权之后汉化程度较高，最典型的例子是北魏和北魏孝文帝改革全盘汉化。后者则有鉴于前者的教训，更多地保存着本民族的特色，进入中原之后采取两套系统来进行国家治理，例如辽金元清，丰富了中国的政治体制和文化生活，使统一多民族国家更为丰富多彩。所以五德终始说也存在一个制造性和范围的适用程度，不能一概而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