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
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
1989年秋季，我手里攥着用攒了半年的土鸡蛋换来的书本费，飞奔到村子北头的小学去入学报名。老师问我的名字和出生年月，其实他们也都知道我是谁家的孩子，大概多大了。我激动兴奋地报出我的年龄和小名，并强调我爸说我够上学的年龄了。
老师说还得再回家一趟，问问家长我的具体出生日期，特别是要有个大名，上学必须用大名。我飞奔回家里，把老师的指示说给父亲听，并强调老师说没有大名不让上学。父亲放下手里的粪筐，在柜子里找出他上学时使用过的一个小小的《汉语字典》，准备从中找出我的名字。
那个时代，村子里的女孩子大多起名叫什么霞：芳霞、彩霞、宁霞、雪霞…男孩子大多起名叫什么军：芳军、耀军、会军、亚军…我焦急地等待着，急切地催促父亲给我起个什么军的名字出来。一锅旱烟的工夫，父亲说：文辉，就叫文辉吧。我看了看父亲在字典上用铅笔圈出的两个字。也没有多问一句，为啥要起这个名字，心里只惦记着赶紧去报名上学。
我默念着“文辉”两个字，跑出院门没多远，就发现脑子里就模糊了“文辉”两个字的模样了。又返回家里，让父亲给我写下来。父亲在卷烟纸上写下我的新名字和出生年月日。我气喘吁吁地飞奔到学校，我的名字比我先一步冲进老师的办公室。报完名，领到三两本新书和本子，回家来就把语文书翻了个遍。书上的每一幅图画和我还不认识的文字符号，每一样都令我倍感新鲜和神奇。新书上散发的油墨香味是我闻过最好闻的味道。晚上睡觉时，也把书本压在枕头下面。
上学没有书包，就找一个旧帆布工具包代替。那时的书包，总是空荡荡的，里面只有语文和数学课本。其他的书早早地不翼而飞，或许已经糊在了谁家的墙上，或许已经被哪个大婶顺去夹了鞋样儿。
下雨天没有伞，就用尿素袋子折出一个尖角顶在头上，勉强遮住脑袋和后背。反正，黄土高坡上的大人小孩都是不怕被雨水淋的。
记得一个秋日的中午，大雨倾盆。我顶着尿素袋子，背着我那只有两本书的帆布书包，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去学校的那条泥泞的土路上。斜挎包书包在我的屁股蛋子上受尽了颠簸。我的屁股也不时在泥路上印上屁股印儿。到了学校后，我的屁股已经成泥屁股了，我的书包也成泥书包了，母亲给我塞在书包里的一个烤红薯已经被颠软压扁，把书都染成红薯书了。
那时候，最难熬的是西北漫长而严寒的冬季，现在想来都觉得手脚发麻腿发僵。高中时，每天开水泡冷馍馍就咸菜吃，每晚干板凉床冻得瑟瑟发抖难以入眠。现在的孩子都体会不出那种寒冷的感觉了，或许现在真的是全球变暖了。
据气候学家说，现在全球变暖了，这话估计是对的。因为我就发现现在的冬天好像变暖和了，反正是好过了，没再被冻过了。按照地理和气候来说，北京应该比老家更冷一些，但是在北京上学、工作和生活这些年，我却发现北京的冬天暖和了。记忆里冬日的寒风凛冽，冰冷刺骨的寒气基本没有了。
你看，即使在寒冬腊月，室外寒风刺骨，但是一进家门，热气就会立即包围我们全身。屋子里如同夏季一样暖和，必须脱掉羽绒服，换上单薄的家居服，否则，房子里热得人待不住。你看阳台上花盆里的绿植和红花，青翠欲滴，红艳欲燃，给家里增添了一派春天的温暖景象，春意盎然的样子，一点感觉不到是在隆冬。站在窗前向外看，楼下草坪上积雪覆盖，枯黄的衰草在积雪下做着春梦，等待着来年初春的嫩绿。
现在即使在寒风呼啸的冬夜，外面滴水成冰，屋内依然温暖舒适。不管是上班的大人，还是上学的小孩，个个都穿着温暖轻柔的羽绒服，款式多样，颜色丰富。特别是女孩子们的羽绒服，色彩绚丽，式样新潮，为冬日增添了别有韵味的美。
你再逛逛大商场，各种羽绒服、棉服式样繁多，各种价格的棉衣应有尽有，想买就买。往往去年的还没穿旧、没穿坏，今年的新款就出来了，又忍不住买了一件新的。现在的人，每个人都有好几件羽绒服或棉服、好几双棉鞋和皮靴，不愁没有衣服换洗和棉鞋换穿，再也不像我们小时候那样了。
那些年每年入冬前，母亲都要抽空早早地给一家人亲手缝制好棉衣。来年春季天气暖和了，再把穿了整整一个冬季的棉衣拆洗一下，重新缝好，以备冬天到了继续穿。
那个年代，各家都缺衣少穿，一件棉衣穿十几年。大人的还好说，小孩子年年长个头，就需要年年加长、加大补充一块。记得母亲会收集一些布头和棉花，有时拆旧衣服，有时甚至从他们的棉衣里或者棉被里撕出棉花，增加到我们小孩子的棉衣里。
再看看现如今，孩子们个个都有几件漂亮暖和的羽绒服穿。大人们每天开着自家的车接送孩子上下学，车里打开暖气，暖风吹着，孩子们有时还怕热，闹着要开窗，不但不怕冷，还怕起了热。到了学校里，教室里也是有暖气的，温暖舒适，一点也感觉不到冬天的寒意。学生们个个脸蛋红扑扑的，只感觉到教室里的温热。虽说现在教室里不冷了，然而却时常看到一些生活条件很好，却没有上进心，长得很漂亮却没有理想，吃得很胖，却没有丝毫意志力的孩子。
我们常常在想，现在的孩子究竟缺失了什么？一味地去苛责孩子们是没有用的。因为我们深知，有目标才会有动力，有理想的日子才是快乐而幸福的，现在的孩子们有些就是丢失了理想、迷失了目标和方向。有人就建议大家，应该创造机会，让孩子们体验体验艰苦生活，偶尔尝尝过去的艰苦。起码也应该抽出时间，多给孩子们讲一讲过去的故事，比如给孩子们讲一讲小时候挨饿、受冻以及求学时睡通铺的艰苦经历。
是啊，现在的冬天真的好过了，根本感觉不到一点寒冷，冬天也只不过是穿得厚一点，跟其他季节没啥不同。寒冷的苦，那是好久以前的事情。
在我小的时候，每年冬天，身边总有小伙伴被冻得手指手背全是冻疮，一不小心磕碰一下，就会流血流脓。对于我的防冻措施，父母是比较精心，冬季里出门我都是把双手放进棉袄袖筒里，如此所幸我的手才没被冻伤过。
而我的一个小学同桌，就没这么幸运了。同桌的母亲常年害病，没有精力给孩子准备棉衣棉手套，所以每年冬天，看着同桌满手的冻疮都觉得他可怜。时至今日，我依然清楚记得那些画面。同桌冬天总是穿着一个已经分不清颜色的棉袄，袖子又短又脏。短得已经快要露出胳膊肘了似的，脏得油光锃亮的已经失去擦鼻涕的功能了。但是他依然尽力的把胳膊手缩在短短的衣袖里，不时地勾着脖子去揩鼻孔流出来的大鼻涕。他那双糊满垢痂的手，冻得肿起来鼓鼓的，像戴上了黑色的皮手套一般，仔细看“皮手套”上还裂着口子，隐隐约约能看见里面的血丝和肉。
记得有一年冬天的中午，我去同桌家玩，我们一起站在窑洞门口晒太阳取暖。同桌手里拿着馒头吃，他家的大公鸡一伸脖子，又尖又硬的鸡喙一下子就啄到他的手背上。原本满是冻疮的手背被公鸡啄得血流不止。同桌疼得大哭大叫，家里的大人心疼得拿着棍子，满院子追打那只大公鸡，嘴里不停地骂着：“你这饿鬼，饿疯了，在娃手里抢食吃！”
小学教室里是没有暖气和电灯的，我们都是从家里带些木柴去教室生火炉取暖，从家里带盏煤油灯照亮。冬日的早晨，天还没全亮，我们就从热炕上爬起来，迷迷糊糊地穿上棉衣，背起书包往学校赶。在清冷的晨光里，常常会看到，小学生们踏着遍地冰雪走在上学的路上，背着书包，端着煤油灯，拿着木材。
村子里的小学，教室是两排大瓦房，门窗四处漏风，寒气被冬风从门缝、窗户破口、墙皮脱落的胡基缝送进来，教室里冰冷刺骨。早晨到教室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先把土火炉点着，把带去的木柴放进火炉里，待火烧旺了，再加上蜂窝煤。点着的火炉烟尘飞扬，炉灰不及时清理的话，教室里就会弄得乌烟瘴气的。学生们每天都要轮流用小铁簸箕端出煤灰，火炉子周围总是乱糟糟的煤灰。有时怎么点也点不着煤，柴烧完了火就熄灭了，只好坐在教室里受冻。一些穿戴防护不到位的孩子，被冻得满手的冻疮，裂着口子，疼得强忍眼泪。
条件虽然艰苦，但是孩子们个个精气十足、活力无限。在煤油灯昏暗的灯光里，朗声地读着课文，一个比一个嗓门大。从教室门口经过，都会被震得振聋发聩。
整个校园都回荡着朗朗的读书声和欢笑声，笑声传出校门，回荡在整个村庄，传到了山谷，惊动了小鸟，也惊醒了半山腰放羊的碎娃，他刚在阳坡晒暖暖打了个小盹儿。
记得那时，也不知道那时候是因为教室少，还是因为老师少，不同的几个年级被安排在一个教室里上课。两组是二年级，两组是三年级，两组是四年级，不管语文数学都由同一个老师教。四年级上课时，三年级被要求低着头写练习作业，二年级的可以自己看书也可以爬在课桌上睡觉。我小时候精力好，很少能睡得着。所以总是看看书包里那本唯一的已经被我翻遍翻烂的语文课本，然后偷看老师给四年级上课，竟然基本都能听懂。
教室窗外，土操场的土墙根下，一群流着鼻涕的小孩子在闹哄哄地“挤暖暖”，肆无忌惮的嬉笑着。他们是一年级的学生，教室门前的黄土地上，已经被他们用废旧电池里拆出来的石墨棒画满了几个新学会的大字：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下课铃响前，我的前桌，就从睡梦中惊醒了，口水流了一桌子。她熟练地用袖子揩揩桌子和自己的嘴角，从嘴里取出已经嚼了一个冬季的泡泡糖，安然自在地粘在自己的铅笔盒内侧的盖子上，等待老师敲钟放学。时隔多年，依然清楚记得那个画面和当时的心情。
时至今日，多希望一觉醒来，发现只是在一节课上睡着了，课桌上流满了口水，而所经历的这一切也只不过是一场黄粱梦而已。
——文章摘自本文作者《梦回塬上》一书，始发于公众号“昨日旋律”，作者巴塬颇颇，版权归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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