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打虎，古代的虎患有多严重？
虎年说虎，我们说说古代的虎患。
对于虎患这个词，很多年轻的朋友感到陌生。老虎是珍稀濒危物种，而且不少被关进了动物园，怎么会有虎患呢？
然而，在古代一切都是另一种情况了。
最直观的例子是，我们在各类文学作品里常常看到打虎的情节。老虎为祸一方，惊扰四民，甚至进入城区吃人，官府就要动员猎户打虎了。
《水浒中》有武松打虎，李逵杀虎，李忠更是号称“打虎将”；《西游记》中有刘太保打斑斓虎、悟空打猛虎的情节。
艺术来源于生活。演义小说中的打虎情节间接说明了古代的虎患比较严重，乃至成为小说家信手拈来的素材。
儒家经典著作《孟子》曾经记载一个故事：说晋国有个人叫冯妇，善于打虎，名气很大。后来，冯妇做了善士，不再打虎了。但有一次，冯妇到野外去，看到很多人追逐一只老虎。老虎逃到了山里，没人敢去追了。
打虎，可以为人解救危难，但是放弃了自己的追求，而且还会被人讥笑。冯妇陷入了矛盾之中。这便是“再作冯妇”这个成语的来历。
“再作冯妇”某种角度上说明古代确有虎患的。
事实上，从秦汉时期开始，一直持续到清朝，虎患都是存在的。当时不是有句话吗，“驿道多虎灾，行旅不通”。
古代驿道常常要经过山高林密处，这些地方常常就潜伏着老虎。行人如果强行通过，就有被吃掉的危险。
曹操诗《苦寒行》中有写“北上太行山，艰哉何巍巍！”“熊罴对我蹲，虎豹夹路啼。”曹操率兵亲征高干时，途中经过大行山羊肠坂道，就要时刻提防周遭老虎之类的猛兽。
在正史中有关虎患的记载并不多，即便有，也是寥寥数语。比如，《魏书》有“尝有虎害”“河南有虎七”，《元史》有“东海珠、牢山旧多虎”等零星的记载。
这里面有个故事需要注意。说北朝有个叫刘仕儁的孝子，他的母亲去世后，刘仕儁为母守孝，就住在了坟墓旁边。期间，刘仕儁时常受到虎狼的侵扰。
根据史料记载，刘仕儁是彭城人。这里的彭城就是古代的徐州，徐州自古以来便是交通要道，人口流动频繁。徐州尚且如此，更不要说深山老林或地处偏远的城市了。
当然，对于人类来说，这还不是最可怕了。毕竟人行走山中，侵扰了老虎的地盘，老虎发起攻击，这是可以理解的。
而如果老虎主动发起攻击，或者主动到人多的地方上去活动，那就是真正的灾难了。关于这一点，《新唐书》《宋史》《元史》等正史中也有不少记载。我们列举如下：
唐代大历四年（769）八月，有虎进入了长安城长寿坊，并到宰臣元载家庙去活动，后来遭到了射杀。
唐代建中三年（782）九月，有虎进入宣阳里，咬伤两人；
宋开宝八年（975）十月，有老虎白天进入了江陵府，咬伤两人；
元至元二十七年，也就是1290年，江浙行省辖内，有老虎进入城市；
老虎是山中猛兽，为什么会进入城市呢？
普遍的观点认为，城市周围的林木遭到破坏，老虎的生存环境不断恶化。为了生存，老虎只好向周边拓展活动空间。
我们以长安城为例。长安城在唐代达到极盛时期。所谓“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长安繁盛的背后隐藏了人与自然生态的矛盾。
一方面，因为要造宫殿和房屋，长安城木材消耗极大，周遭森林资源遭严重破坏；另一方面，人口大幅增长，人多就要吃粮食，吃粮食就要开垦荒地，砍伐森林。这种情况下，泾水、渭水和北洛河过度的开垦就出现了。
不仅在长安，其他城市情况也大抵如此。随着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尤其是经济重心南移后，虎患的地域空间也在不断拓展。
研究发现，唐宋之后，一直明末清初都是虎患的高发期。虎患的记载地点，不仅有北方，还有广袤的江南地区。
在人类的过度干预下，老虎的活动空间越来越小。这就为老虎进入城市提供了可能。
然而，统治者并没有认识到这些朴素的道理，反而从伦理的角度来思考问题，认为老虎入侵是阴阳五行失调的一种表现。对于老虎的入侵，一概称之为虎患，并组织人员进行射杀。
对于射杀老虎的人，朝廷则褒奖他们的勇武以及忠君为民精神，民众更是对他们爱戴有加。可以想象，武松打虎后，不仅得到了赏银，还得到了都头的头衔，被世人传为佳话。这是可以理解的。#历史真知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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