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令面相不好（朱令的面相）

1、铊杀的朱令

假使意识能有片刻清醒，朱令或许仍会选择那一幕作为此生记忆的最后落点：金色聚光灯下，一曲悲壮的《广陵散》呜咽着从她指间滑落，端坐古琴旁的她身着白衣长裙，静默的空间是她一个人的世界。
这之后11年的经历在她脑海中是个空白。100%伤残、全身瘫痪、双目近乎失明、大脑迟钝、100公斤的体重和基本语言能力丧失是她的真实状况。
她曾是中国首位利用互联网向全球寻求拯救的病人，一次离奇的“铊中毒”，11年前美丽的清华女生朱令被硬生生拖向深渊。
当初到底是不是有人“蓄意投毒”，警方至今都没有明确的说法。但外界对此的争论却从未停止，至今发展到网络热议，这其中，朱令同宿舍的一个女生一直被朱令父母认为是“最大嫌疑人”。而多年来一直为朱令筹款募捐的国内国外同学会也在发出呼吁，希望社会重新关注这个不幸的女生。
半个月前，一篇发布在网上的文字，被认为是“最大嫌疑人”终于打破了11年的沉默，首度公开为自己辩解。 11年来，吴承之夫妇除了在寻找让朱令康复的治疗方法外，他们还在试图探究一个真相---“这么大剂量的稀有金属铊，究竟是怎么进入我女儿体内的？一切都太匪夷所思了。”
在吴承之夫妇试图找出幕后真凶的过程中，有一个人始终在他们的怀疑范围之内，她就是与朱令同宿舍的女生苏荟（化名）。“因为清华大学校方告诉我们，苏荟一直在跟一位老师做课题，她是清华内唯一可以接触到铊的学生。” 据吴承之说，朱令病发后，协和医院也曾经怀疑过她患的是中毒性疾病。
虽然自己是化学系学生，但是朱令仔细回忆过后非常明确地否定了她曾经接触过重金属，“况且作为仅次于氰化物的剧毒物品，铊也不是随便谁都能接触到的，那么剩下的答案只有一个，就是有人故意投毒！”
一位曾经在清华大学化学系工作过的老师也向记者证实，校方对于毒品柜的管理是十分严格的，“钥匙分别掌握在两个人手中，两人必须同时到场方能打开。”
“而且检验结果证明，朱令是先后两次铊中毒，第二次中毒时间是在第一次中毒康复后她回到学校时，也就是1995年2月20日至3月3日之间，在这个时间段内，因为身体还没有完全康复，朱令大部分时间都躺在宿舍的床上，这就说明她不大可能在宿舍以外的地方第二次铊中毒，中毒的地点显然就在宿舍内。”
吴承之说，1995年4月28日朱令“铊中毒”的检验结果出来后，他们就通过校方向清华派出所报了案，但几天后朱令的宿舍就发生了一起离奇的盗窃案。
“据当时勘察现场的民警后来跟我们说，钱撒了一地，其他同学的东西都没丢，唯一不见的是朱令曾经用过的一些洗漱用品。”“朱令用过的不锈钢杯子也被扔到了床下，我们怀疑凶手在消灭投毒证据。”
“我后来回忆起在发病前朱令曾经跟我谈起过苏荟。”朱明新说，据她了解在宿舍里朱令和苏荟的关系比较好。“但有一天她心事重重地问我，为什么关系好的朋友有时候反而感觉也不好呢。”“还有一次朱令生气地跟我讲，校乐队开课，苏荟跑到老师面前说朱令的音乐水平已经很高了，不用再学了，老师因此把朱令安排在了靠后的位置。”
1997年4月2日警方将苏荟带走询问，但是在1998年8月警方宣布解除苏荟的嫌疑，因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她和朱令中毒有关。
尽管如此，11年中，关于苏荟是投毒凶手的说法却一直在流传着。面对外界的传言，作为当事人，苏荟却从来没有公开为自己辩白过。然而就在2005年12月20日，一篇署着她名字的声明出现在了网上。这份声明里解释了苏荟一直保持沉默的原因，并且就外界最关注的“苏荟是清华唯一可以接触到铊的学生”这一焦点问题进行了说明。
“许多人一直在想方设法帮助朱令，同时也愤怒地要求缉拿和惩罚凶手，其中关于我的流言很多，但多年来我一直保持沉默。因为我相信清者自清……但是最近网络上关于我的谣言愈演愈烈，不断有身边的朋友、熟人向我询问……使我不得已决定针对看到过的流言作一些必要的声明。”
“我是清白无辜的。我也是朱令案件的受害人。”声明中说，1997年4月2日苏荟接受了警方的询问，询问8个小时后警方通知苏荟家人将其领走，之后再也没找过她。1998年8月警方宣布解除苏荟的嫌疑，因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她和朱令中毒有关。
“我4月2日被讯问时第一次从公安那里了解到的情况竟然是：我是唯一能接触到铊的学生，而且实验室的‘管理非常严格’。但这完全是谎言！”
声明中说，苏荟每次帮老师做实验使用的铊溶液是别人已经配好了放在桌上的。“最重要的是学校对于有毒试剂没有严格管理，铊溶液和其他有毒试剂在桌上一放就是好几年，实验室有时也不锁门。很多同学课余时间下实验室帮老师做实验，实验室也对外系学生开放。”声明中称，为了验证，1997年4月苏荟的哥哥在白天工作时间进了化学系实验楼，先后去了几个实验室，并从其中一个实验室里拿了一大瓶有骷髅标记的有毒试剂，把它带出实验楼，然后又送回原处，并拍摄下整个过程，但每次都无人过问。
11年后的今天，朱令铊中毒的真正原因仍旧扑朔迷离，也许确实存在着一个“幕后真凶”，也许没有。但是一个现实的情况却是朱令的病情正在一天天恶化，她的家庭也因为巨额的医疗费陷入了窘境。“我们也没办法陪她一辈子，总有一天我们都要离开她，等到了那一天，瘫在床上的她该怎么办？”朱明新的声音哽咽了。如果不是“铊”，朱令的人生可能会和班上其他同学一样充满着玫瑰色：也许她正在海外求学，也许已经拥有了自己的公司或是早已为人妻母。
但1994年12月11日晚，朱令人生中的全部精彩随着她在北京音乐厅舞台上的完美谢幕戛然而止。 “你抵住她的腰，别让她往下沉。”吴承之边高声指挥着妻子朱明新，边躬着身子费力地从轮椅上架起女儿朱令的双臂，一点一点地把她挪到了客厅里一部简陋的用于训练站立的康复机上。
朱令站稳的一瞬间，吴承之顺势用康复机上的带子牢牢绑住了她的腰，就在此时，女儿发出了一声声低沉的呼喊声。“她这是感到疼了，以前住院时她的肚子上开过刀，每次上康复机都会碰到伤口。”“但是即便如此也得训练，否则她只能一辈子躺在床上。”
吴承之直起身子擦了擦前额白发下渗出的汗，“这样的训练每天要进行4次，过不了几年我们两个就没力气抬动她了。”说这话时，声音低得几乎只有他自己才能听见。
站在康复机上的朱令咿咿呀呀含糊不清地说着什么，从歪斜的嘴角流出的口水打湿了胸前的衣襟。被绷带固定住的双腿不由自主地微微颤抖着，似乎随时都有瘫软下去的可能。她的头摇摇晃晃没办法摆正，始终向左歪着。她的眼睛睁得很大，听见声音便艰难地四处张望，然而事实上她却什么也看不见。由于卧床11年，她的身形已经完全变形，像怀了孕的中年妇女。
在给朱令海外同学的回信中，母亲朱明新这样描述女儿的情况：大脑开始萎缩，智力下降到幼童水平；体重已经达到100公斤，腰部肌肉能支撑背部，可不靠椅背独立坐着，但平衡控制功能差，重心稍有偏离就会倒；视力很糟，只可辨别不到一米远的手指数。
“现在的情况更糟，她已经查出患了糖尿病，而且肺里有一个皮球大小的囊肿，大小便不能自理。”“铊毒已经开始慢慢向她的全身器官侵蚀，走到哪里毁到哪里。” 朱令的班长张利这样回忆朱令：“她的优秀是自外及内的，是全方位的，迄今为止，我还未曾见过如此完美的人。
天生丽质的她有着明亮的双眸、白皙的面庞，加上高挑的身材、高雅的举止，举手投足间带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贵族气质，辅导员甚至曾经建议她参加礼仪大赛。”
“而让我真切地感受到来自她优秀的压力，则是在有机实验课上。每次她都是来得最晚，而又走得最早。在匆匆瞟过实验步骤后，她便一气呵成地开始操作。其动作熟练、麻利。我曾经试图追赶她的速度，但总是徒劳无功，即使有时在速度上接近，可是在质量上又有悬殊的差别。在她身边，我感到一种巨大的压力，我怀疑自己的能力，甚至怀疑是否选错了专业。”
朱令的同学童宇峰在2004年11月10日的文章中回忆了他第一次见到朱令的情景。“朱令第一次亮相时，带来了一架黑色的古琴。古琴由于难度高，会演奏的人很少……朱令的双手细长而灵活，她的手指在琴弦上自如而精确地滑动，让人叹为观止。乐队的指导老师都惊喜得合不拢嘴。后来听说朱令不仅会演奏古琴，还弹得一手好钢琴，学习也很好，还是游泳健将，在校级比赛中拿过名次。我对朱令的钦佩油然而生，甚至有了一些微妙的敬畏。”
然而现在看来，所有的描述似乎都像在说另外一个人。记者眼前的朱令，却是一个瘫在床上，五官扭曲、神情痴呆的中年妇女。朱令人生中的全部精彩随着她在1994年12月11日晚上在北京音乐厅舞台上的完美谢幕戛然而止，那次她作为清华大学民乐队的成员参加演出，并进行了古琴独奏，可是就在第二天，铊毒开始在她体内全面发作。
“我当时在台下就觉得她弹古琴时是在强忍着疼痛。”朱明新说她几乎是含着泪看完了朱令的演出。
朱令的父亲吴承之是上海人，1959年考入中国科技大学地球物理系，退休前是国家地震局高级工程师。他有两个女儿，这对夫妇原本可能会比其他父母更幸福，因为两个女儿先后在1987年和1992年考入了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可是他们却遭遇了别的父母难以想象的苦难。大女儿吴今在考入大学后第二年的一个周末与同学春游时失踪，3天后在一个悬崖下找到了她的尸体。
大女儿意外身亡后，朱明新祈盼厄运到此为止了，然而她并不知道这仅仅是开始。
“其实在演出之前，朱令的身体已经出现了异常。她吃不下东西，直喊肚子疼。”朱明新对此并没有太放在心上：“我们估计可能是她忙于准备演出，过分紧张引起了肠胃不适。”直到4个月以后，朱令被正式确诊为“铊中毒”，他们才知道“肚子疼”是这种中毒的典型表现。
演出后的第二天，剧烈的腹痛让朱令不得不回了家，朱明新急忙带她到同仁医院就诊。“在北京同仁医院治疗近一个月，病因始终无法确诊，头发全部掉光后病情好转出院。2月20日回校上学，仅过了一周，她再次发病，双脚疼痛难忍、双手麻木，再次脱发。”
1995年3月9日，朱令前往北京市协和医院神经内科专家门诊就医，神经内科主任李舜伟教授接诊后，初诊“高度怀疑铊中毒”，并请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劳动与卫生职业病研究所的张寿林大夫会诊，张提出可能是“铊中毒”或“砷中毒”，但因为条件有限始终没能做相关化验。
因为没办法确诊，朱令的病情日益严重。1995年3月26日，朱令被收入ICU，靠呼吸机生存，1995年3月28日，朱令进入长达两个多月的深度昏迷。 “她几乎全身赤裸地躺在ICU病床上，身上插满了管子。
我的第一反应是拔腿想走，但是双腿已经不听使唤。”11年后，贝志诚向记者回忆起那一幕时语气依旧沉重。那是贝志诚中学毕业后第一次见到朱令，当时他正在北京大学力学系读大三。贝志诚决心为朱令做点什么。
“既然国内没办法确诊，那我就向全世界求救。”贝志诚想到了当时正在北大进行试验的互联网，他决定利用这个向海外发送求救邮件。
“这里是中国北京大学。一个年轻的女孩正在死去，医生没办法确定她的病因，我们需要得到你的帮助。”贝志诚在邮件的开头这样写道，他在信中详细描述了朱令的症状。1995年4月10日，贝志诚发出了第一封电子邮件。
“3个小时后我收到了第一封回信，紧接着第二封回信到了，来信人明确指出朱令是典型的铊中毒症状，解毒药是普鲁士蓝。”贝志诚说前后他总共收到了约3000封回信，“这其中有60%认为是铊中毒。”
贝志诚以最快速度将这些邮件送给了朱令的主治大夫和朱令的家属。“然而，大夫们根本不看这些资料，并且说我在给他们治疗施加压力。”
吴承之带着朱令的脑积液、血液、尿液、指甲和头发来到了北京职业病防治所做化验。结果很快出来了，专家很明确地告诉他，朱令体内的铊含量超标一千多倍，足以致人死亡，必须立刻服用普鲁士蓝解毒。
“我们发了疯似地四处寻找普鲁士蓝。”吴承之在协和医院的配合下，终于在中日友好医院库房里找到了仅存的20针普鲁士蓝化学剂，后来又在北京市劳动卫生所找到了十盒普鲁士蓝，“你知道吗？只要3毛钱一支！可是朱令发病50天以后我们才知道它能救朱令的命。”
一个月后朱令体内的铊含量降为零，中毒症状消失。“但是因为延误了治疗时间，毒物已经侵害到了她的大脑神经、视觉神经和四肢神经，给她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
2000年11月26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协和医院)不作为的行为导致被鉴定人朱令病情被诊断延误”为由，终审判决协和医院补偿朱令医疗等损失10万元。

2、如何为朱令在美国白宫网站请愿投票？

https://petitions.whitehouse.gov/petition/invest-and-deport-jasmine-sun-who-was-main-suspect-famous-thallium-poison-murder-case-victimzhu-lin/Rd8C54p1
这是网站

3、当年朱令的男朋友

这个世界上，
总有这么一种男人，
他不是你男朋友，
但胜过男朋友。
缺钱的时候给你钱花，
心情不好时给你当垃圾桶，
经常带你去吃好吃的，
几乎从来不让你结帐，
机场接机的也是他，
来你家吃饭还会刷碗。

4、孙维现在在哪？谁能介绍下清华投毒的那个孙维的现状。

2006年初，随着社会舆论的加剧，此案昔日惟一的犯罪嫌疑人孙维更名为孙释颜，将原本1973年8月10日的出生日期更改为1973年10月12日。并用中学时期拍摄的身份照片办理了新的身份证件。1995年5月7日，北京市公安局开始正式立案调查朱令铊中毒事件，朱令同宿舍的同班同学孙维，被警方将其列为投毒的犯罪嫌疑人。1998年8月26日，公安机关宣布解除对孙维的嫌疑。而张捷律师说明，“解除犯罪嫌疑是指超过法定的期限，公安机关因没有确凿证据，于是依法解除了对犯罪嫌疑人的强制措施，但这并不意味着犯罪嫌疑人的嫌疑被排除” 。之后，网友找出的资料2002年至2003年孙维在诺基亚工作。孙维嫁给一个美国人后，已出国，已经拿到绿卡。

5、朱令事件的调查结果

朱令同宿舍的同班同学孙维，被警方认定为是唯一能够合法取得铊盐并且跟朱令接近的人。经过详细调查，警方正式将其列为投毒的犯罪嫌疑人。1997年3月，朱令家人以出事班级即将全部毕业，人证即将难以获得为由，上书北京市公安局长。1997年4月2日，孙维作为朱令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北京市公安局14处带走，并在印有犯罪嫌疑人的纸上签字。在被连续侦讯审问8个小时后，孙维被家人接回家。此外，朱令家人还曾上书国家领导人要求加快办案，但上书时间没有说明。
1998年8月25日，公安机关宣布结案，并以“超过法定期限”为由解除孙维作为嫌疑犯所受到的强制措施。但匪夷所思的是，公安机关没有告知朱家此案已结，朱令父亲声称“之前得到的答复一直都是‘正在调查中\'。”直至2008年申请信息公开时，才获悉已于1998年结办。
2008年5月12日，朱令父亲吴承之向北京市公安局提交了要求公开朱令急性铊中毒案侦破过程和结果的申请，并于当日被受理。十八天过后，市公安局以“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不予公开的其他情形”为由发出“政府信息不予公开告知书”。
2013年4月，朱令同学王一风开腔，直指孙维有重大投毒嫌疑。孙维曾在2005年的天涯社区声明里指出，自己并非唯一能够接触到铊的学生，称帮老师做实验使用的铊溶液是别人已经配好放在桌上的。对此，王一风回忆称当年清华大学一共有七个人可以接触到“铊”，分别是两名教师（李隆弟和童爱军）、三名女研究生（87级女生陈某、88级女生赵某、89级女生朱某）和两名本科学生。其中一个为90级男生吴某，另一个就是孙维，“女研究生住在别的楼。只有孙维可以近距离接触朱令的日常用品。”
曾有传言称警方当年“从孙维床底的箱子里找到朱令的咖啡杯”，并且“有被彻底清洗过”，孙维当时辩称“朱令在住院怕杯子落尘”。对于该传闻，一位自称孙维室友名为“太阳正暖”（与孙维声明相隔4分钟）的ID在网上发帖称，孙维住在双层架子床的上铺，言下之意否决了“在床底下有孙维的箱子”之说法。此外，据派出所通报，朱令中毒住院后，所在宿舍曾因“盗窃”致现场被破坏，地板上散落着钱。一位老师事后告诉朱令父亲，其他同学都没丢东西，唯独缺少了朱令的洗漱用品，还有一个不锈钢杯子滚落在床铺下。
舆论汹涌之下，许多“小道消息”开始曝光。比如，网上就出现一份据称是黑客截取的当年孙维在天涯发布声明前给几位同学的“发帖指南”，其中讲述孙维如何指导同学如何从人品、社团状况、学校管理等方面，跟帖支持她的声明。公安部门保持着沉默，让这一轮民意聚焦，有些“未审先判”的意味。朱令家人认为，协和医院误诊并耽误了治疗时间，才使得铊中毒给朱令带来了严重的后遗症。1996年12月，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截止至今，未见披露姓名以及所在所）提供法律援助，接受朱令家人的委托将协和医院起诉至东城区人民法院，“要求医院赔偿经济和精神损失近80万元”。1997年10月，北京市医疗事故鉴定中心作出协和医院不存在过失、不属于医疗事故的鉴定。1999年4月2日，一审协和医院胜诉。
1999年12月，免费代理此案的浩天律师事务所律师俞蓉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出重新进行鉴定的申请，法院委托北京市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再次鉴定，该单位出具了鉴定意见：“（协和医院）该不作为的行为导致被鉴定人朱令病情被诊断的延误，因此，北京协和医院在本次医疗行为上存在一定的不当之处”。 2000年11月26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协和医院补偿朱令医疗等损失10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