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权宦刘瑾>>~代序：归恶论与皇权政治叙事

代序：归恶论与皇权政治叙事一刘瑾是一个标签化、脸谱化的人物。皇权政治叙事手法一般有两种：要么神圣化，要么妖魔化。

神圣化的光芒晕圈遮蔽了人性的多样性和阴暗面，而妖魔化的单一色调也必然剔除魔性中偶尔一见的人性光辉。

在脸谱化、标签化的政治叙事中，刘瑾贪赃枉法，骄横肆虐，变易成法，违背祖制，几乎是无恶不作。

这种贴标签既是一种文化心态，也是一种惯用的政治技巧。

就文化心态层面而论，刘瑾现象表现出的是一种典型的“归恶”意识，即将所有的人性污点通过篡改、编造、添加、放大、附会，由一个具体的人来承受，使之成为大奸大恶，以此获得道德谴责的正当性，获取道德正义的胜利。

当然，更大的作用是让他“背锅顶缸”，承受一个时代人性之恶的一切消极后果。

两千多年前，子贡就读懂了这种叙事风格，一番话说得通透之极：“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

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

”（《论语·子张》）——历史上的商纣王，从来就没有史书上说得那么不堪。

之所以成为暴虐无道的昏君，是因为有人要将他描述、刻画、形塑成昏君。

刘瑾没能避开这种道德攻击，所以从他覆没之日起，“刘公公”变成了“逆瑾”。

从政治技巧上讲，归恶的文化心态和道德攻击绝不是为了逞口舌之快，而是为政治攻击张本开目，是政治对手最常用的一种政治策略，藉此断绝政敌的一切后路。

据实而论，刘瑾的改革并没有什么高远的政治目标和道德愿景，而是情非得已，不得不为——既要维持国家财政平衡，还得为顽主皇帝找私房钱，又得为自己和手下捞点养老的资本。

刘瑾的改革雷厉风行，成效显著，不仅实现了国家财政收入的持续稳定增长，还革除了官场诸多积弊。

但改革成效越显著，改革者的危险就越大——因为刘瑾打破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垄断性格局，从而得罪了当时各大阶层的利益代表，引发了朝野、军方的不满并被安化王趁机利用，最终身败名裂，承担起皇权统治下制度弊端的一切恶名。

当然，他也必须背负一个时代所有的罪恶与荒诞。

二但是，即便在现行的标签化史料文本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刘瑾并非就一无是处。

举凡国家大政的决策，宫廷事务的处理，各项改革的推动，没有勤谨为公的精神是难以做到的。

刘瑾虽然性格骄横，主张严法峻刑，摧折衣冠，但他保持了底线，没有像魏忠贤那样妄启杀端，惨烈恶毒，动辄暗杀、灭门、扒皮。

（王岳之死、许天赐之死究竟是自杀还是他杀，史料有冲突。

）他恨得牙痒痒的两位政治死敌：谢迁以82岁高龄得其善终；刘健在家乡更是优哉游哉地活到无疾而终，享年94岁。

按刘瑾的脾性，本来要大行杀戮，但南京户部尚书王佐一句话“本朝未尝戮大臣”就让刘瑾偃旗息鼓。

焦芳一直想让自己的儿子中个状元，光耀门庭，哪知道李东阳不买账。

焦芳向刘瑾诉苦，刘瑾毫不客气顶了回去：“你儿子昨天在我家写了一首诗，拙劣不堪，这能怪李东阳吗？”第四，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勤谨干事的老实人。

看重提拔李东阳、康海、王鏊、杨廷和一干人算是典型。

特别是王鏊，诛杀“八虎”的联名信有他的名字；当刘健、谢迁辞官归乡，刘瑾想引焦芳入阁，但朝廷公推王鏊，刘瑾也只得依允；当刘瑾杖责、枷号郎中张玮等三人垂垂欲死之际，王鏊独自当面找刘瑾理论：“士可杀，不可辱。

今辱且杀之，吾尚何颜居此。

”（《明史·王鏊传》）刘瑾自认理亏，乖乖放人。

第五，对于真正的清官，刘瑾还是深感佩服，不敢胡作非为，妄加迫害。

右都御史、总督两广的熊绣执掌南京都察院，得罪刘瑾集团不浅。

刘瑾派人明察暗访，发现熊大人算得上清正廉洁，只好放他退休还家。

三刘瑾死了，被千刀万剐，挫骨扬灰。

但刘瑾现象留给我们的启示却值得反思。

刘瑾的成功源自皇帝的宠幸和大臣的懦弱、攀附。

刘瑾的失败源自皇帝的震怒和痛下杀手，大臣们只是“打蛇随棍上”，附带发泄一下不满。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为了表明和皇帝的立场保持高度一致。

皇帝的宠幸固然势不可挡，但内阁是平衡内廷和外廷权力的最重要力量。

想当初，皇帝虽然要求刘瑾掌管天下奏章，但仅限于司礼监的本职工作。

刘瑾后来控制内阁，则完全由内阁的攀附与懦弱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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