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成为占星家,占星家知道什么

想成为占星家几个小短篇，一起看看古代的占星家究竟是干嘛的？他们又知道些什么？ 占星家所知道的事： 十怀孕・预测胎儿性别：占星学家的咨询室里经常有因怀孕问题而来求助的妇女。许多富家女子担心自己能否生育，她们希望能为夫家传宗接代。1635年12月有一位太太来问内皮尔，自己是否怀孕了？占星学家给了她肯定的答案——档案中记着“的确像有喜”。

不料几星期后这位太太又来，这次内皮尔作出了新的诊断：“未怀孕；胃病，躯体肿胀”。

产妇分娩时的注意事项也成为占星学家指导的项目。

利利设计了成套的占星学规则，以展示“产妇分娩时应该怎么办”。

1646年12月一位雇主来问他. 自己的妻子“是否会在生孩子时送命”？利利作了正确的预言。

据说那时连专业的助产士有时也要去求助于星占学家。

其实这并不奇怪、因为像福尔曼、内皮尔、利利这类星占学家、确实掌握一些医学知识。

预测胎儿是男是女的要求、古已有之，中外皆然。

那时富家女子找占星学家预测自己能否生儿子的也大有人在。

占星学家非但被认为具有预测胎儿性别的本事，他们还指导人们怎样依据星象去选择性交的时辰，以便“种”下男孩，例如一位星占学家写道：“如果你需要一个继承人即一个男孩来继承你的田地，那么就在阳性行星和黄道宫升起时进行观察，待它们处于全盛时刻，就召来你的妻子，投下你的种子，于是你就会有个男孩。

”还有各种草药处方，与这种时辰选择配合使用，就可保证生出男孩。

要生女孩当然也可以，只消将那些法则和药方略加改变即可。

这种伪科学学说是与西方传统的生辰星占学理论融合自洽的——占星学家宣称能够通过选择受孕、分娩时刻而操控婴儿的气质、性格、体质等等，则操控婴儿性别自然也可包括在内。

十寿数：生辰占星学被认为既能知人之生，也能断人之死，我们在前面已经谈到许多星占学家预言君主贵人之死的著名事例。

在开业星占学家的咨询室里. 前来问人寿数的雇主也相当多， 他们通常是问别人的寿数。

例如，有许多女主顾到利利那里询问自己何时可以继承遗产——自己的“死鬼丈夫”何时归天。

在1644-1645一年中，利利至少有13次遇到这类问题。

在本节四中谈到过的那个请教布克为何自己四年间亏蚀了800英镑的人， 也“顺便问一下” 自己的父亲什么时候会死、他好从父亲那里继承遗产。

一本名为《一个冒牌占星学家的品格》的书中， 也谈到“年轻的花花公子如何用一个基尼（英国从1663年起统造的金币，后来规定1基尼=21先令）贿赂了星占学家，以了解自己备受福苦的父亲何时进入天堂" 。

在面对预言寿数这类问题时，利利表现出很高的技巧。

他曾劝同行们， 对于预报任何人的确切死亡时刻，一定要谨慎从事。

他自己对于这类问题总是尽力避免作出明确答案。

但是在某些重大考验面前，他又确实能有惊人之举。

例如，1643年，国王和议会之间的内战已经正式爆发，但议会方面的领导人物皮姆（John Pym）却到了临终大限，这时有人将皮姆的尿样送去，要利利据此推测病人吉凶如何（按惯例， 自然是不告诉他尿样取自何人）。

利利正确也预报此人正濒临死亡。

更惊人的是， 同一年又有人将重病中的怀特洛克（Whitelocke）的尿样送交利利，这一次利利预言病人将会康复，而这竟又说准了。

一年中两次为大人物占寿，一生一死，都能判断准确。

使得占星学家利利在政界名声大振，还因此和怀特洛克成了好朋友。

在这两次考验中，占星学、天宫图云云，很可能只是假象， 利利主要是利用了某种医学知识（尿样确实能反映人体状况的重要信息）。

占星学与医学的特殊关系，再一次由此得到生动体现。

总的来说， 占寿对占星学家是一件比较棘手的事， 因为如果作出明确加言，那很容易被“ 证伪”——到那时刻人并未死，星占家的声誉就要受损（前面皆谈到卡尔达诺为了证明自己对自身寿限的预测不惜届时自杀的传说，可谓“ 以身殉誉”），如果一味摸棱两可不作明确答复，又找不到足够有力的托辞，声誉同样要受损。

更何况预言了皇帝君主的寿限，还会获罪。

十种种私人决策：在开业占星学家的档案材料里， 还可以看到种种五花八门的问题，雇主们提出这些问题， 希望占星学家帮助他们作出抉择，或下决心。

不妨将这些私人决策问题略举若干，以见其光怪陆离之状。

1670年，一个人来问利利，他是否要继续和一位勋爵打交道，以谋求大法院记录员和海军特派员的职位（用钱去买）？1646年有人请求利利在“栗色马、灰斑马和铁灰马” 中预选出马赛的优胜者（此人好对胜马下注） ，利利秘密告知是栗色马。

布克也遇到过这类预测马赛优胜的问题。

最出格的是福尔曼在1597年遇到的一位贵妇人主好她的问题竟是：丈夫出海去了， 当丈夫不在身边时，自己“是否要当个情妇”？此外如“升迁文官好还是武官好”、"走什么航线”、“请求何人”、“进行下去是否好"、“有没有对她设置圈套”、“是否会因朋友的丑行而蒙受损失”、“朋友在患难中是否忠喊”……这些问题在利利的档案记录中到处可见。

17世纪中期，正是英国革命如火如荼的年代。

国王和议会相互对立，爆发两次内战。

这时社会上无论是贵族大人物还是平民小百姓， 往往会面临“站队”问题——支持哪一边？许多人拿不定主意，又要到占星学家那里去求教。

他们急切地问利利：“追跑国王好还是追随议会好? ”当然更多的是结合具体处境和问题来求教。

比如1645年一位保王党的爵士太太来问：丈夫是否应该与议会方面妥协？又如1648年一位平等派的首领写信来问：“我和军队里普通士兵的代表们联合起来争取公民权，土地自由权和消除对人民的压迫，这些努力是否会让我交好运？”当时保王党和议会方面都请占星学家为自己参谋决策，但那已超出私人事务的范围，成为军国大事了，利利在这方面的事务中，同样表现出八面玲珑的高度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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