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汉字的读音从哪里来？
A、普通话的来历，为什么要说普通话
↑↑普通话是中国普遍的语言，国外的友人们来到中国学习语言学习的也是中国的普通话。普通话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语言，可能你并没有很精通所有的普通话，但是你一定要了解它的来历，毕竟这是中国的第一语言。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普通话的来历吧。
所谓普通话，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1957年开始规定并提倡的。
古代人也会说普通话，不过，那个时候不叫普通话，而叫官话。所谓普通话，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1957年开始规定并提倡的。原来，各地有各地的方言，并没有一个普通话的定义。不过各个朝代，也都有自己的官话，也就是那个朝代的“普通话”。
中国传统的经济方式是农业，农民安土重迁，不肯轻易背井离乡；中国传统的社会组织是宗族，人们聚族而居，“死徙无出乡”。在家乡生活只须讲方言就行，即使当个村长乡官，也只要用方言就可以了，可是，如果有人被推荐选拔或考取进士到朝廷去做官，那末用方言就无法与人交谈了，那就必须学说官话。关于普通话的由来这是最初的影响因素之一。
方言的分歧就是因为人群受到地理的阻隔而形成的。中国北方的黄河流域因为地势平坦，东西部交往比较方便且又频繁，所以整个北方虽有方言的分歧，但仍然可以归为一个系统，即北方话系统，而江南地形复杂，山岭河流造成的隔阂比北方要大得多，所以可以划分为吴语、赣语、湘语、闽语、粤语和客家话六个方言区。
官话是官场上讲的话，朝廷设在哪里、皇帝讲哪种方言，那种方言就成了官话。中国古代的都城，周秦汉唐主要是在长安（西安），东汉魏晋迁到洛阳，所以，长期以来黄河流域的方言便成了通行全国的语言（注：由于历史原因，当代北方话与古代北方的有很大差别。或者可以说，古代北方话与当代南方话更接近如粤语，吴语等）。
东晋南朝迁都建康（南京），大量北方人移居江南，不仅把宁镇一带的方言改造成为属于北方话系统的下江官话，而且洛阳方言也成为当时朝廷上的工作语言，南方士人入朝为官无不争相学之。河南方言对官话的影响极其深刻，直至后来徽班进京形成京剧后，京剧的道白仍用中州韵而不用北京话，只有丑角才讲京片子，即北京方言。
南宋迁都临安（杭州），大批官员和士兵涌入杭州，把杭州话改造成为一种以吴语腔说北方话的特殊的方言，使杭州成为吴语区中的一个官话岛。元明清三代都以北京为都城，于是北京话又成为当官必须通晓的语言，以至于现在我们的普通话也成为既不同于河南话、又不同于北京话，而是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语音的一种语言。
现在的普通话并不是汉代的汉语，也不是唐代的唐语和宋代的宋语，它和元代以后的官话最为接近。由于历代因战乱或移民而南迁的汉人不断地把当时的中原方言带到南方，并沉淀在南方的方言之中，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在南方各种方言中找到数量很多的古汉语语音。
同时，由于北方自汉代以来不断地有胡人南下入居塞内或入主中原，胡人和汉人杂居在黄河流域，也使得北方的华夏古音逐渐胡化变成了今天的北方话。（注：为一部分读者误会，这里的胡化是语言学术意义上的胡化，而非骂人的胡化）关于普通话的由来还必须正视的是普通话是外地人学北京话的口音，北京土话和满清官员更接近。
有很多满族词汇夹在里面，比如凄历喀嚓（迅速），勒里勒特（不整洁），猫腻（黑幕），瞎勒乱侃（勒是女真语说的意思，侃不知道是不是汉语），倒腾（挪动），据说央求的央在满语里也是求的意思。另外，北京话也可能受其它北方游牧民族语言影响，比如胡同在蒙古语中是小巷的意思。
估计“恣扭”“地道”等很多再古汉语中见不到的词也不是汉语。王朔一再强调北京语言的活泼，并在小说中大力推广，相信是和他的满族民族自豪感有关的。
现在的北京话是女真满洲人向汉族满洲人学说汉语时用的口音。由于满族后来成为统治者，所以离得近地区的权贵都放弃自己的当地口音说这种新的清朝官话，否则难免官途不顺，生意难做，久而久之，也就变成在北方应用广泛的普通话，与满清暴力强制不同，孙中山建国首先考虑的是和平和民族团结，避免因官话改变引起大量民众讨厌民国，所以坚持用清朝官话做国语。
B、你知道汉字的读音从哪里来？
↑↑平
常阅读、写作时遇到不知道读音的生僻字词，我们一般都会去查字典词典。那么，编写字典、词典的人是怎么知道每个字的读音的？或者说，字典、词典里注出的字音是从哪里来的？
字词典的读音，主要有三个来源：一个是古代文献，一个是民众口语，还有一个是方言语音。
早在先秦时期，为了教贵族子弟学习语言文字，为了帮助人们读懂前人留下的经典著作，开始了对文字字形、字音、字义的讲解注释工作——后来发展为我国传统的语言文字学，即“小学”。早期给文字注音的方法，有描绘、读若、直音等。东汉末年，出现了用两个字给一个字注音的反切法。大致方法是，上字取声母，下字取韵母兼声调。从此，文献注释、韵书、字典大量运用这种较为先进的注音方法。经过历代语文学家尤其是音韵学家、文字学家们的不断努力，基本上做到了每个字都有相应的反切注音。个别未经收入字典的冷僻字，也可以根据语音演变规律，给他们配上相应的反切。
当然，语音随时在发生着变化，古书里注出的字音，有些不能简单地照搬过来，而需要根据语音演变的规律，进行“折合”。例如，“冬，都宗切”，冬字可以根据普通话读音，直接拼出正确读音，d（u）+（z）ōng=dōng。但“东，德红切”，东字就不行了，需要略加改变， d（e）+（h）óng，反切下字红古代是平声，现代汉语普通话中是阳平，古代平声调不分阴阳，北京话中的分化规律是“清阴浊阳”，“德”字是清声母，所以，最后切出来的读音应该是阴平调。“同，徒红切”，表面上看，能直接拼切出正确读音。而实际上，古今读音是不一样的，“徒”字古代读浊声母，现代读清声母。
此外，有些古代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一般也承袭古书注音。例如：冒顿mòdú，古代匈奴人名；金日磾jīmìdī，汉代人名。
并非所有的字、词，都是古书里记载、收录过的。随着社会的变化，会出现许多新鲜事物，语言中也会相应地出现许多新鲜的字词，新鲜的读音。对于这一类字音，编写字词典的时候，就只能从民众口语中吸收。例如“搞”、“甭”两个字，前者来自南方地区的“搅”，后者来自“不用”的合音，它们的历史都不长，古书里都不见收录。因此，字典词典就根据实际读音注了gǎo、béng的音。
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标准语即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但是，普通话跟各地方言之间并不是绝缘的，而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例如，普通话会不断从方言中吸收词语。因此，势必会有方音进入普通话。例如，弄lòng，弄堂，小巷，小胡同；冇máo，没有；就分别来自上海、广东等方言。
还有一些方言区的地名用字，读音与别处不同。为了尊重当地习惯，也为了避免所指不一导致交际困难，一般采用当地人的读音。例如江苏的六合、安徽的六安，其中的“六”都读lù的音，不读liù的音。
通常情况下，古书里的注音、当代民众口语的读音，会各行其道，井水不犯河水。但是，有一些字，也会出现差异，甚至背道而驰。这个时候，何去何从，就会有个取舍的问题。有人说，这事很简单，按照大多数人的实际读音就可以了。实际上，事情并非如此简单。首先，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哪一种读音占人口多数，往往难以确定。其次，有些字音，说的人很多，但明显源于讹误，例如念半边字。采用这种字音，容易给外人一个没有文化、民族素质不高的印象。另外，语音系统要求内部相对统一，以人数多寡定取舍，势必掺杂不同方言，造成混杂纷乱。例如，汉语各方言中，声母“舌尖前”“舌尖后”即z、c、s和zh、ch、sh分开的人数，不如不分开的多。难道，普通话不分舌尖前后音？“四是四，十是十，十四不是四十，四十不是十四”，念成“四是四，四是四，四四不四四四，四四不四四四”也基本算对（马虎一下，不计声调）。总之，在古书注音与民众口语之间进行选择的时候，是需要考虑诸多因素和情况的。
除了上述来源，现代汉语普通话的字音，还有一种来历，可以称之为“人造字音”。指的是，它们既不是从古书注音折合而来，也不是直接来自当代民众口语或方言读音，而是语言学家为了某种需要专门创造出来的读音。例如，傣dǎi（我国少数民族），癌ái（生物体细胞由于某些致癌因素的作用，变成恶性增生细胞所形成的恶性肿瘤）。前者原本就是“泰”，字形上，加人旁，读音上，声母由送气变不送气，都是为了区别于泰国的“泰”；后者原本字形字音均同“岩”，读yán音，为了避免“癌症”与“炎症”同音，造成交际不便，语言学家根据某些北方方言“癌”字有读ngai之类的音，而不是ngan、ngam之类的音，创造出ái的音。当今港台地区、许多南方方言区、内地的一些老辈人，还是说跟“炎症”一样的音。傣dǎi，癌ái，这两个字音，创造的时间都不到一百年（后者只有五十年左右），来历确凿可考。
作者：丁启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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