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阳：论朱子实用礼学思想：以篚和幂尊疏布巾为例

内容摘要：朱子十分重视礼学，主张礼要因人情与时代变化采用疏略的规范，又通过礼义标准保障礼仪制作能够遵循礼仪的大本大原以实现平治天下的目标，也通过礼义标准使施礼过程能纠正徇人情或背离传统的情形，使礼仪具有有效性，呈现实用性特征。

这体现于朱子改革释奠礼礼器的两方面原则：一是适用性，二是有效性。在适用性方面，朱子遵行行礼原则，根据行礼人员最低年龄8岁的男子身体条件，改革篚的长度、宽度、深度等规格，使其广泛适用于南宋州县学释奠仪。

在有效性方面，朱子将幂尊疏布巾由圆形改为方形，使其名与实、文与图相符，也因方形幂尊疏布巾的重量超过圆形的三分之一，更好覆盖酒尊，更符合礼仪原则，还因方形幂尊疏布巾的制作成本仅为圆形的一半，高度契合南宋窘迫的州县财政情况，能有效普及州县学释奠仪。

关键词：礼学思想；实用性；礼器；可行性；有效性

钱穆说：朱子于经学中特重《礼》，其生平极多考《礼》议《礼》之大文章。尤其于晚年，编修《礼》书，所耗精力绝大。礼学是朱子学重要组成部分，是朱子学研究新热点，如吾妻重二《朱熹<家礼>实证研究》以朱子《家礼》为基础，考察宋代以来实用礼仪制度及影响，但着力于具体制度，很少涉及朱子礼学基本原则。

国内学者则着力于考察朱子礼学基本原则，但是主要以《朱子语类》《朱子文集》等为依据，尚未从具体礼仪考察朱子礼学思想特征。故本文先综合考察朱子礼学思想特征，再以《绍熙州县释奠仪图》的篚和幂尊疏布巾改革为例，系统考察朱子礼学实用性原则。

一、朱子礼学思想的实用性特征

关于朱子礼学思想，周予同说：朱子之治礼，盖不拘于礼经，而欲依据古礼，斟酌人情，以自创一当时可行之礼仪而已。故以经学言，朱熹多因袭之论；而以礼制言，则朱熹亦自有其创见也。可见朱子礼学思想以礼经为基础，以人情为依据，以适用为目标，这正是朱子礼学的实用性特征。

一方面，礼因人情与时代变化，需采取疏略的规范。礼因人情而变化，因时而变化，虽非朱子首倡，但朱子首次将礼仪制作原则落实于具体人情变化与时代变化情况。

西周文明

在人情方面，朱子认为由古至今出现两阶段。从夏至周是由质趋文的过程。从夏到周，人情由质趋文，礼仪也当相似。从周末至宋代是由文趋质的过程。秦汉以后由文趋质，礼仪要逐步简化。若违背这种趋势，只能以失败告终，正如宋代上朝排班制度，虽有宰相推动，但因归班官过于辛苦，终被废除。

在时代环境方面，宋代礼仪文化水平急剧下降。一是礼学典籍大量散轶，世人无礼书可读。朱子说：礼学多不可考，盖为其书不全，考来考去考得更没下梢，故学礼者多迂阔。一缘读书不广，兼亦无书可读。礼学文献散轶严重，许多礼仪仅存题目，无从查考具体内容。

二是学者普遍荒废礼学典籍。学者没有系统学习现存礼学典籍，无法掌握并灵活运用礼仪内容。这是源于宋儒已然形成轻视礼学的社会风气。朱子说：州州县县秀才与太学秀才，治《周礼》者不曾理会得《周礼》，治《礼记》者不曾理会得《礼记》。

正是人情日趋疏略，社会礼仪水平急剧下降，故制礼仅能采取疏略的礼仪规范。这才适应人情与时代文化特征。在人情方面，礼仪要适应人情疏略特征。后人在礼仪方面日益疏略，要情文相称方具有可行性，故朱子要求制礼以现行礼仪为基础，遵照古礼节文、制数、等威的原则，这使礼仪呈现简明特征。

在时代文化方面，礼仪要适应社会礼仪水平。以古礼为依据，结合俗礼，删汰细节，使礼仪呈现疏略特征，以适应社会文化水平。这是孔子损周之文的原则，也是《仪礼经传通解》的使用原则。

另一方面，制礼与施礼以礼义为标准，保证礼仪有效性。疏略的礼仪规范仅属原则而已，具体要落实于制礼和施礼两方面。一是制礼要遵循礼义，保留大本大原，方能平治天下。疏略的礼仪规范，要求删减细节，保存礼仪的大本大原。朱子说：

圣人有作，古礼未必尽用。须别有个措置，视许多琐细制度皆若具文，且使要理会大本大原。曾子临死丁宁说：‘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矣。笾豆之事，则有司存。’上许多正是大本大原。

……到孟子已是不说到细碎上，只说‘……吾尝闻之矣，三年之丧，齐疏之服，饘粥之食，自天子达于庶人’。这三项便是大原大本。

朱子在这里用两个例子说明礼仪的大本大原，一是曾子注重动容貌、正颜色、出辞气三方面，涵盖视听言动的规范。二是孟子注重丧礼的丧期三年，丧服等差原则，丧期饮食原则。这些礼仪的大本大原正是礼义。

曾子行孝图

《仪礼经传通解·冠义第二》载：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礼义之始，在于正容体，齐颜色，顺辞令。容体正，颜色齐，辞令顺，而后礼义备，以正君臣，亲父子，和长幼。君臣正，父子亲，长幼和，而后礼义立。

这段记载有两层意思：一是礼义是判断人的行为是否符合人的根本标准。二是正容体、齐颜色、顺辞令与前引曾子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内容一致，即三者是礼的大本大原。

因此，礼义的大源头是正容体、齐颜色、顺辞令，再发展其他礼仪。正因礼义极重要，故朱子将《礼记·郊特牲》之语作为《仪礼经传通解·冠义第二》的提要，即礼之所尊，尊其义也。失其义，陈其数，祝史之事也。故其数可陈也，其义难知也。知其义而敬守之，天子之所以治天下也。

礼的尊崇地位，源于礼义，否则徒有仪式而已，故礼义才是礼仪的根源，也是天子治天下的最重要依据。因此各类礼仪均需符合礼义标准。

二是施礼要以礼义为标准，纠正徇人情或背离传统情形。礼义是礼仪的根源，若不知晓礼义，必然走向媚俗或背离传统。因无精通礼学的儒者，朝廷只能徇人情采取从厚原则，违背适当原则，即礼，……体次之，宜次之，称次之。

若不顾礼仪与行礼者的身份、关系，以徇人情行礼，必然背离得体、适宜与相称的传统。遵循礼义正是解决上述问题的方法。学者清楚不可行古礼，又不愿徇俗，意在寻求顺人情与媚俗的中正之道，故朱子以礼学属天子之事婉拒学生，只答以具体礼仪内容，即考究古礼获得礼义，才能够酌今之宜损益古礼内容。

二、朱子改革礼器的适用性原则

《绍熙州县释奠仪图》为指导州县学释奠礼而作，其《礼器图》的篚图有文曰：篚通足高五寸，长二尺八寸，阔五寸二分，深四寸，盖深二寸八分。篚以竹为之，用于荐物而有节焉者也。……。旧图所载长广高深，未知所据。今所制造，特加细密。

除了说明篚的规格与功能外，还指出特加细密是改革旧图之法。又据《文公潭州牒州学备准指挥》淳熙颁降《仪式》并依聂崇义《三礼图》样式。则旧图当指聂崇义《三礼图》。

又据聂崇义《三礼图》载：旧图云：‘篚以竹为之，长三尺，广一尺，深六寸，足高三寸，如今小车笭’。臣崇义又案：《士冠礼》云：‘篚，实勺觯角柶’注云：‘篚，竹器如笭者。’

则聂崇义《三礼图》的篚图也是承继前人成果，其来源无从知晓。但据此可知：旧图的篚长三尺，广一尺，深六寸，足高三寸。又因聂崇义未辨析旧图，当是采纳其规格。

又据丘光明《中国古代度量衡》，宋代一尺等于31.2厘米，则聂崇义所制篚长93.6厘米，宽31.2厘米，深18.72厘米，足高9.36厘米，全身高28.08厘米；朱子所制篚长87.36厘米，宽16.224厘米，深12.48厘米，足高15.6厘米，全身高28.08厘米。两者相较可知，朱子采取不等比例调整篚的规格，体现适用性原则。现依据南宋学生年龄身体情况作如下考察：

篚

第一，篚的规格需符合八岁以上男子身体特征。据《四库全书总目》，《绍熙州县释奠仪图》的编撰缘于同安县释奠仪旧例以人吏行事，不合释奠礼，又缺少规范释奠礼的礼书。

因此，释奠礼不应以人吏为主，当以州县长官与州县学员为主体，这亦见于《州县释奠至圣文宣王仪》斋戒条，即献官各以州县长吏，已斋而阙者，通摄其事。其注：阙，以次官充。新潭本增云：其陪位诸学生皆斋于学馆。州县长官属成年人，但布置场所及陪位人员当以学员为主，年龄仅八岁以上。

《宋史·选举三》载：崇宁元年，宰臣请：‘天下州县并置学，州置教授二员，县亦置小学。县学生选考升诸州学，州学生每三年贡太学。……’三年，始定诸路增养县学弟子员，……。凡州县学生曾经公、私试者复其身，……。

由此可知，县学属小学，再升州学、太学，则州县学最初级学员当属小学学员。在宋代，小学以八岁为起点，正如《宋史·选举三》所说：政和四年，小学生近一千人，分十斋以处之，自八岁至十二岁，率以诵经书字多少差次补内舍。

虽属北宋旧例，但两宋制度相袭，且属两宋士大夫普遍观点，正如朱子《仪礼经传通解·学制》引证程颐观点古者八岁入小学，十五入大学。因此，八岁入小学已是两宋社会共识。又因中国传统社会各级官员及州县学员均是男子，故释奠礼仅考虑八岁以上男子身体情况，篚的规制当不例外。

第二，篚的规格要适应施礼人员的身体条件。篚用于盛放礼仪用品，需与南宋八岁以上男子的身高、臂长、手掌长度相适应。但目前未见上述数据，只能借助宋人文献，结合古今男子发育情况，再与当代人相较，考察朱子调整篚的依据。

一是南宋成年男子平均身高156厘米。南宋华岳《翠微先生北征录》卷八《器用小节·弩制》以南宋男子平均身高为据改革弩制，有按语曰：人身通以五尺为率。则南宋成年男子平均身高五尺，即156厘米。

二是南宋人与当代人身体发育情况基本同步。南宋以6岁为儿童和少年分界线。当代也以6周岁为儿童与少年分界线。因此，南宋人与当代人身体发育情况基本同步。

三是当代中国八岁男子身体情况。据统计，当代中国8岁男子身高119.9~140.4厘米，均值130厘米。又据《中国成年人人体尺寸》（GB10000-88），成年男子身高154.3~181.4厘米，均值167.8厘米；手掌长度16.4~20.2厘米，均值18.3厘米。

又因手掌长度与身高成正比例，却未见精确数据，故假定各年龄段身高与手掌长度比值相同，再根据成年人身高、手掌长度估算8岁男子手掌长度。即当代8岁男子手掌长度=成人手掌*儿童身高/成人身高=（16.4~20.2）厘米*（119.9~140.4）厘米/（154.3~181.4）厘米，即12.74~15.63厘米，均值14.18厘米。

因此，南宋成年男子平均身高比当代低11.8厘米，即（167.8-156）厘米，则南宋8岁男子平均身高也应比当代低11.8厘米。那么南宋8岁男子身高（119.8-11.8）~（140.4-11.8）厘米，即108.1~128.6厘米，均值（130-11.8）厘米，即118.2厘米。

又因身高与臂展大体相同，故两只手掌长度少11.8厘米。那么手掌长度介于6.84~9.73厘米，均值（14.18-11.8/2）厘米，即8.28厘米。

第三，篚的规格满足使用功能及礼仪规定。端篚者手掌承受篚及物品重量，无法伸开全部臂展，故端篚者承受长度需要从臂展长度扣除手掌长度，即篚的长度是8岁男子臂展长度扣除手掌长度。

又因身高与臂展长度大体相等，故篚的长度应该小于或者等于身高与两只手掌长度之差的最小值，即篚的长度≤min｛（108.1~128.6）厘米-[（6.84~9.73）*2]厘米｝，则篚的长度≤min(94.42~109.14)厘米，故篚的长度小于或者等于94.42厘米。

又据孙蕾考证，宋代郑州成年男子平均身高164.262厘米，与南宋成年男子平均身高156厘米相差8.262厘米。

中国古代身高寿命图表

根据《中国成年人人体尺寸》（GB10000-88），各地平均身高分别是：东北与华北区16.93厘米，西北区168.4厘米，东南区168.6厘米，华中区166.9厘米，华南区16.5厘米，西南区164.7厘米。

那么郑州所处的西北区比东南区还低0.2厘米，比最低值高3.7厘米，即（168.4-164.7）厘米，故南宋成年男子的身高范围比当代多4.762厘米，即（8.262+0.2-3.7）厘米。因此，身高与双手掌长度之差的区间扩大4.762厘米，即篚的长度≤min(89.658~113.902)厘米，则篚的长度小于或者等于89.658厘米。

因此，朱子所制的篚长87.36厘米符合要求，聂崇义所制的篚长93.6厘米远超出要求。又因篚是竹制品，编织过程易产生误差，故篚的长度取整数值，即二尺八寸，正合朱子所制篚的长度。

与此相似，朱子将篚的宽度由31.2厘米减至16.224厘米，则是因篚及物品需两位8岁以上男子共同抬起，故篚的宽度至少要接近两位8岁男子最小手掌长度之和，即13.68=6.84*2厘米，与篚的宽度仅差2.544厘米，即两只手掌长度是篚的宽度的84.32%。

又将深度18.72厘米减至12.48厘米，足高则由9.36厘米增至15.6厘米，则篚的内部底距地面高度增加12.48厘米，即[（18.72-12.48）+（15.6-9.36）]厘米，约等于南宋8岁男子身高的十分之一。

前者考虑两位8岁男子稳定抬篚，后者考虑自然弯腰取出篚中物品。两者均遵循祭礼庄重原则，正如孔颖达注《礼记·曲礼上》毋不敬，俨若思，安定辞所说：先当肃心、谨身、慎口之事。又因篚的总高28.08厘米，符合释奠礼参与者最低身高，故保持不变。

三、朱子改革礼器有效性原则

适用性是实用性基础，有效性则是实用性归宿。在幂尊疏布巾的改革过程中，朱子说：冪尊疏布巾，《三礼图》：布之幅二尺有二寸而圆之。今以布一幅，取方为之。正体现有效性原则，兹述如下。

第一，在命名方面，朱子追求名实相符。幂尊疏布巾，礼经无此名称，仅有幂或者疏布巾之称。《周礼·天官》载：羃人掌共巾羃，祭祀以疏布巾幂八尊，以画布巾幂六彝郑玄注：共巾可以覆物。……以疏布者，天地之神尚质。

郑玄仅注释共巾，重在说明共巾覆物的功能和材质。孔颖达补充：祭天无灌，唯有五齐三酒，实于八尊。疏布者，大功布为幂，覆此八尊。故云：疏布幂八尊。此据正尊而言。若五齐加明水三，酒加玄酒，则十六尊，皆以疏布幂之也。

幂有两种词性：一为名词，疏布材质；二是动词，覆盖之义。但郑注可以覆物，表明共巾有其他功能，故孔疏补充：巾者则下经王巾皆黼是也。幂者，则幂八尊之类是也。注共巾可以覆物，释曰：据经，巾、幂俱有。郑唯言共巾可以覆物，不言幂者，但幂唯覆物，其巾则兼以拭物，故特解巾以覆物者也。

孔疏说明疏布巾除覆物的功能之外，还有擦拭物品功能。由此可知，幂仅有覆盖物品的功能，巾有覆盖物品和擦拭物品两种功能，且幂的功能可由疏布巾完全代替。但是聂崇义《三礼图》命名为疏布巾，却仅引用前述郑注、孔疏以说明疏布巾的覆物功能，只字未提其擦拭物品功能。

聂崇义：《新定三礼图》，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单以此条而言，聂崇义的处理方法是合适的，但以全书而言，则易引起误解，

因为疏布巾还有擦拭功能，而用于覆盖酒尊的疏布巾显然不适合再用于擦拭物品。故在疏布巾之名，朱子再加幂尊一词予以限定，使释奠礼中的疏布巾仅用于覆盖酒尊，不再用于擦拭物品，名实相符。

第二，在形状方面，朱子追求文图相符。由前述可知，朱子将幂尊疏布巾的形状由圆形更改为方形。考之聂崇义《三礼图》，聂崇义说：此巾亦用二尺二寸之幅而圆也。以文字言，疏布巾是圆形；以图像言，疏布巾是多边形。两者互相矛盾。笔者认为聂崇义所绘图像有误，理由如下：

一是《说文解字》载：圆，圜全也。从口，员声，读若员。段注：《全集韵类》篇作合，误字也。圜者，天体。天屈西北而不全。圜而全，则上下四旁如一。是为浑圜之物。……浑圜则无不均之处也。天体当属无角的浑圆形状，故圆形当与天相似的浑圆形状，非有角的多边形。

二是聂崇义《三礼图》其他礼图与文字也佐证此图有误。如画布巾条说：案：旧图说笾巾云圆一幅，则不言幅之广狭。《王制》孔疏云：‘布幅广二尺二寸，帛幅广二尺四寸’。此画布当用二尺二寸之幅而亦圆也。

所谓笾巾规格出自其笾巾条：笾巾用绤，玄被纁里，圆一幅。又据《说文解字》段注：人臂两垂，臂与身之间，则谓之臂亦。臂与身有重叠之意，故引申为重累之词……。故亦是重叠之义，画布巾与笾巾形状一致，都是圆形。但在《三礼图》中，笾巾图是圆形，画布巾图是多边形，则画布巾图有误。

第三，方形幂尊疏布巾覆盖酒尊更符合礼仪规范。据《说文解字》：尊，酒器也。从酋，卄㠯奉之。《周礼》六尊：牺尊、象尊、箸尊，壶尊、大尊、山尊，㠯待祭祀、宾客之礼。

段注曰：凡酒必实于尊以待酌者。郑注礼曰：‘置酒曰尊。’凡酌酒者，必资于尊。故引申以为尊卑字。由此可知，尊用于祭祀与接待宾客之礼，传达尊敬之义。

这决定幂尊疏布巾覆盖尊要满足礼仪规范。以尊口大小而言，两者均满足要求。考之《绍熙州县释奠仪图》，六尊各口径依次是：二寸四分、一寸八分、五寸七分、六寸七分五厘、四寸三分、四寸五分。

验之于礼器图，开口均呈圆形，最大口径六寸七分五厘。又一幅布二尺二寸，则圆形疏布巾直径二尺二寸，方形幂尊疏布巾边长二尺二寸，所覆盖的最大酒尊口径达到二尺二寸，是前述最大口径的三倍多。以覆盖尊的效果言，方形更符合要求。

在材质、尊器相同基础上，圆形是在方形基础之上剪裁而成，故方形幂尊疏布巾因保留四边角料，重量比圆形多出27.39%，即（方形幂尊疏布巾面积-圆形幂尊疏布巾面积）/圆形幂尊疏布巾面积=[（二尺二寸）2-π（二尺二寸/2）2]/[π（二尺二寸/2）2]≈27.39%。这更能避免被风掀开，更符合释奠礼要求。

第四，方形幂尊疏布巾节省各项费用，便于推广释奠仪。方形幂尊疏布巾具有单价低的优势，更符合现实财政情况，有效推广释奠礼。

一是在单价方面，方形至多是圆形的一半，性价比高出一倍以上。在剪裁方面，方形仅确定长度再直线截断，剪刀轨迹长度=宽。圆形需以前者中心为圆心，以其宽的一半为半径，剪刀轨迹长度=方形的宽+2πr。一幅布二尺二寸，则前者剪裁轨迹长度=2.2尺，后者裁剪轨迹长度=2.2尺+2πr=2.2尺+π*2.2尺≈9.11尺，后者是前者的4.14倍左右。

在缝补方面，一幅布经过剪裁，还要缝补周边部分，以免线头或者丝线脱落。一幅布二尺二寸，则方形的缝补长度=4*2.2尺=8.8尺，圆形的缝补长度=2πr=π*2.2尺≈6.91尺。因此，方形的缝补长度是圆形的1.27倍。

在工艺方面，方形的边长是直线，圆形的周边是圆弧，圆弧的难度至少是直线的4倍，体现于两方面：一是剪裁圆弧的难度至少是直线的两倍。二是缝补圆弧的难度至少是直线的两倍。因此，方形的制作成本/圆形的制作成本=（1/4.14）*1.27*（1/4）≈7.67%，即方形的制作成本不足圆形的十分之一。

二是州县财政处于窘境，不具备铺张浪费的条件。南宋州县财政长期处于赤字状态，呈恶化趋势。据包伟民不完全统计，南宋前期，严州、洪州财政赤字分别是45%和100%；南宋中期，南康军财政赤字300%，饶州财政无保障；南宋后期，宣州财政赤字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