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电影《7月22日》？(如何评价电影《长津湖》中易烊千玺的表现?)

2018年，英国人保罗·格林格拉斯与挪威人埃里克·普派，将自己的视角共同聚焦于2011年7月21日，史称“挪威 7·22 爆炸枪击案”的恶性事件。

那一天，一名假扮警察的右翼激进分子，闯入650名青少年露营的挪威于特岛，面无表情的对着慌乱的人群不断扫射、杀戮，72分钟的屠杀，最终造成了77人死亡。媒体的说法是，于特岛惨案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全球最严重的单人犯罪枪击案。

一个主题，两种讲述。通过影视作品解读和还原真相，要么着重于视觉的感官刺激，把事件从头到尾的“重演一遍”，给人以身临其境的压迫感；要么以精准、克制又不失深度的方式，通盘解读事物的多个层面。《7月22日》选择了后者，《于特岛7月22日》选择了前者。

在我看来，《于特岛7月22日》是因，《7月22日》是果，两部作品对比着看，这件历史上最骇人听闻的恐怖袭击便会越发清晰。

主打一镜到底的《于特岛7月22日》，是挪威导演埃里克·普派以逼近真实视听语言，试图还原惨案发生过程中，受害者们惊恐、绝望、愤怒而无奈的72分钟。

一镜到底的跟随式拍摄，营造了真实的恐怖氛围，持续72分钟的步步惊心，让观众自始至终侵沉在画面外，被那个未知的危险，丝丝压在压抑与彷徨之中。优质的调度与优秀的完成度，让观众在持续的恐慌中几近窒息。

这就是生不如死的痛苦，看着杀戮与伤害，却什么都做不了。

格林格拉斯采用了《93号航班》中大受好评的多线平行叙事，他的《7月22日》并没有将屠杀作为重点，而是关注事件之后惊魂未定的受害者们以及背后的家庭，淡定自若的屠杀者和处于夹缝中的被告辩护人，以及焦虑的挪威首相和他背后的挪威行政、司法体系，对这件残忍的恐怖袭击的所思所想、努力和挣扎。

《7月22日》让我想起了一个新闻学术语——平衡性报道，即在新闻报道中，将事件双方（多方）的思想、动机和利益关系，以尽可能平衡的方式展现给读者。

短短的72分钟，改变了所有人。

对于幸存者们来说，死去的兄弟、朋友再也回不来，残缺的身体和难以摆脱的噩梦，让他们一辈子生活在内疚、悔恨、愤怒和无奈之中。

凶手布雷维克的淡定自若，仿佛是对所有人的嘲讽。爆炸、杀戮以及被捕时的头像，不过是为了保存性命，以便在庭审中向全世界宣誓自己的右翼思想。自始至终，他都面无表情的掌控全局，对带来的创伤毫无悔意。

而挪威政府做了什么？毫无头绪、毫无建树。三权分立的本质是约束权力，但当面对这样一个棘手的恐怖事件时，行政的火急火燎与司法的优柔寡断，突显出制度缺陷带来的恶果。

历史上，经过法庭的审判，凶手布雷维克受到挪威最严厉的惩罚——监禁21年。听到审判结果的那一刻，布雷维克笑了。你没看错，杀了85人（包括汽车炸弹爆炸政府大楼），并引发全欧洲右翼分子自嗨了很久。

所谓“最文明国家”给出的宣判结果，让凶手笑了，让其他人哭了，却毫无办法。

两部影片，虽然展示的方式不同，但表达了同一个主题——痛苦。不管是事件中的惊恐，还是被噩梦不断惊醒的悔恨，都不断敲打着观众的内心。

更痛心的是，凶手被判了刑，但极端的主义和思想，却从未得到有效的遏制和惩戒。

然而，人们学到的，就是面对偏执的人格、危险的思想、极端的暴行，要勇敢的直面，对邪恶毫不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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